二
    在维护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学术神经之时，近代国学的倡导、研究者并非一味固守旧轨。梁启超讲得很清楚：“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童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22号（1902年12月14日）。）黄遵宪不赞成办《国学报》，是认为中国病在尊大固蔽，须先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主张“略迟数年再为之”（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92-293页。）。国粹派谈到国粹与欧化的关系时，也刻意强调：“夫欧化者，固吾人所祷祠以求者也。然返观吾国，则西法之入中国将三十年，而卒莫收其效，且更敝焉。毋亦其层累曲折之故，有所未莹者乎。”“一言之蔽之，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注：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是故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注：顺德黄纯熙撰《国粹保存主义》，《政艺通报》第21期（壬寅）。）《国粹学报》在略例中特别规定：“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此态度为大多数国学倡导者研究者不同程度地信奉。激进如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词中坦言：“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途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保守如廖平，也不绝对排斥西学，时有比附之举，以显其心中西学的影子在，其弟子李俊卿说：“时当海禁初开，欧美学术之移入中土者，疏浅且薄，不足以副先生之采获。先生虽乐资之为说，而终不能于先生之学有所俾。使先生之生晚二十年，获时代之助予，将更精实绝伦也。”（注：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巴蜀书社1985年版。）更多的人虽不一定明确表态，实际研究中很少不取法借鉴西学者。
    国学倡导者的出发点最初不在研究而在保存，以求养成国民的爱国心，所以强调抱残守缺，政治或文化关怀明显高于学术追求。此后，西学的精密系统日益影响其学术兴趣。国学保存会每月开讲习会，商量旧学，相互切磋，并请刘师培担任正讲师。与守旧学者不同，国学倡导者大都从事新式文教事业，从私人书院式传习转向凭借近代大众传媒。而对这一舶来品版面的模仿，很容易引起固有学术表述形式的改变。从传统札记变为近代学术的标志--论文，以《国粹学报》为最早（注：《一个对比》，《贺昌群史学论著选》，第534页。）。该报从第5年起，政论性社说明显减少，而以学术著作为替代。第6年更取消社说，代以纯学术的通论。国学保存会还准备开设国粹学堂，因经费不足而罢。但所拟定的学科预算，清楚显示出近代国学的内涵与旧学大相径庭。其学制为三年，科目包括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音乐、图画、书法、翻译、武事等（注：《国粹学报》第3年第1期。），至少形式上与旧学分科截然不同，采用了西学的分类法。
    国学保存会对后来的国学研究影响极大，或者说，它显示了近代国学研究共同路向的基调。从清末到民初，有章太炎开办于东京的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章氏弟子马裕藻等人发起的北京、杭州国学会，谢无量、廖平、刘师培、宋育仁等人执掌的成都国学馆（后改名国学学校、国学专门学校），罗振玉、王国维的《国学丛刊》（1911年北京、1914年日本），唐文治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吴仲、沈宗畸等人的《国学萃编》（1908年北京），陈尔锡、吕学沅等人的国学扶危社及《国学》杂志（1914年东京、北京），倪羲抱等人的国学昌明社与《国学杂志》（1915年上海），南社姚光等人的《国学丛选》。统治者方面，张之洞等亦主张保存国粹，倡设各省存古学堂及古学院，还有人奏请设立国学专门学堂（注：赵炳麟：《谏院奏事录·请立国学专门疏》，《赵柏岩集》卷一，第30-31页。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1辑。）。这一时期的国学，从主张、章程、科目看，抱残守缺的一面更为凸显，但也吸收西学。东京国学讲习会宣称：“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注：《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7号。）王国维更直接反对言学者有新旧中西之争，“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指争论者为不学或不知学之徒。他认为：“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注：《〈国学丛刊〉序》，《观堂集林·别集》。）官方倡导，虽被斥为“挟其左右学界之力，欲阻吾民图新之先机，以是为束缚豪杰之具辞”（注：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政艺通报》乙巳十一号。），而且张之洞确有重守成轻研究之意（注：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谓：戊戌“张尝言：‘国学渊微，三百年发明已备，后生但当蒙业，不须更事高深。’”），但以国学为专门，本身就是对西学影响的回应。一些青年如顾颉刚；显然为此吸引，决心编撰《国学志》。
    20-30年代前期，是国学研究的鼎盛期。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使得国学研究成为时尚。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竞相设立，不仅青年后学踊跃投考，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专门杂志和出版社纷纷出台，一些报刊则特辟国学专栏，以论文、专著、教科书和丛书的形式发表了大量国学论著；既有的国学倡导者仍继续鼓吹，一批少壮新进之士又加入行列；标榜国学的学术性结社明显增多；响应者除集中于京沪外，还扩展到西北、东北、闽粤及香港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