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国学研究机构与个人，十分注重了解欧美、日本等国关于中国研究的学术动态，积极加强与国际学术同行及组织的联系交往。北大国学门通过通信员伯希和向亚洲学会介绍本所情况，交换刊物，并委托他代表国学门出席在开罗召开的万国地理学会。这次会议被视为学术中心由欧洲向全世界扩展的起点（注：伯希和：《在开罗万国地理学会演说》，《北大国学门周刊》第3期（1925年10月28日）。）。该学门还希望了解苏俄学者的情况，请赴苏俄考察开会的李仲揆、陈惺农演讲苏俄关于东方学术情形。李、陈认为：“俄国学术上的特色许多不与西欧相同，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方面，他们的材料实在不少，我们很有可以合作的地方”，并着手联系（注：《本学门同人欢迎李陈二教授茶会纪事》，《北大国学门周刊》第12期（1925年12月30日）；《李仲揆教授在本学门茶话会演说》，同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此外，该学门曾与日方协商在北京用庚子赔款联合组建文科研究所，派马衡等赴朝鲜参观汉乐郡汉墓发掘，与欧美专家几次组织联合考查团。清华研究院筹备之际即准备与由卫礼贤主持的德国“中国学社”建立合作关系（注：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第43页。），几位导师与欧美汉学名家如伯希和等交往很深，讲师李济则与美国毕士博合作到山西等地考古，后者预订有七八年的长期计划。
    30年代后，随着北大、清华、厦大等校有关教育科研机构改名或解体，国学研究渐趋消沉。只有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等少数机构长期坚持。但盛极一时的国学研究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已留下深刻印记。尽管该名词从字面上很难把握概念，曹聚仁、何炳松、郑振铎等人曾公开表示怀疑。傅斯年在筹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特意声明：该所之设置，“非取抱残守缺，发挥其所谓国学，实愿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异之材料，借自然科学付与之工具而从事之，以期新知识之获得。材料不限国别，方术不择地域；既以追前贤成学之盛，亦以分异国造诣之隆”（注：王泛森、杜正胜：《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印行，1995年，第62-63页。）。实际上，近代国学研究既非抱残守缺的旧学，亦非畛域自囿的中学。以傅斯年之语形容近代国学研究的宗旨实效，就主流而言并不过分。国学研究，就是一方面使传统学术向新时代生长，一方面让近代西学扎根于神州沃土。
    经过近代国学研究，中国学术的形式与内容出现重大而明显的变化。形式上，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最终解体，受此制约的各学科分支按照现代西学分类相继独立，并建立了一些新的分支。传统学术的变格自清代已经开始，乾嘉汉学首重音韵训诂考据，语言文字乃至金石之学专门化程度日高。中国史学本来极为发达，晚清以降，列强威逼，边疆危机加剧，西北边疆史地之学因而兴盛，带动整个史学自宋代巅峰以来再向新的高度迈进，并与欧洲关注东方特别是中亚的趋向暗合。但清代学术不能从根本上打破经学垄断的局面，各种专门之学只是解经的工具。所谓“本朝学术，实以经学为最盛，而其余诸学，皆由经学而出……是故经学者，本朝一代学术之宗主，而训诂、声音、金石、校勘、子史、地理、天文、算学，皆经学之支流余裔也。”（注：邓实：《国学通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3期。）这种瓶颈状态在国学运动中终于被突破。清末国粹学派提倡诸子学，打破独尊儒术的偏见；民初破今古文之分，跳出家法，研究学术；到了20年代，经学最终被完全化解，整个学术按照现代西学规范重新分类，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方言学、考古学（含博物学）、社会学、人类学（含民俗学）、历史学（含历史地理）、宗教学、哲学等一整套体系逐渐形成。一些国学研究者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清华研究院诸导师，梁启超是各种新学术的倡导人，王国维是近代人文新学术的代表，赵元任、李济分别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和考古学之父。北大国学门的方言、考古、歌谣、风俗等学会，均有开一代新风的作用。
    内容上，在欧美日本汉学发展趋势的影响下，近代国学研究造成学术风格与重心的三方面转变，其一，发现资料由专注于文献转向趋重实物和实地发掘调查。各国学研究机构都极其重视考古、方言、民俗学。在收集和研究实物方面，虽然古代已有金石之学，但近代西学特别重视实物所在的环境因素，使得对于实物的研究更加科学化，并得以解释有关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而上述机构对于实物的采集，也由收购进而调查再进而发掘。其二，由专注于上层精英正统下移到民间地方社会。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文化研究兴起，与传统的人文学科相比，研究的层面和时段逐渐下移。受此影响，国学研究者改变传统的大小观念，积极开展歌谣、风俗、方言的调查。厦大、齐鲁大学的国学院所，根据自身条件和学术需要，分别展开对闽南、山东地方民间社会的研究。其三，各学科的互动与整合实际上已经开始。就每个研究者而言，要求系统地掌握传统学术与现代西学的多种工具及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就学科而言，要求多学科的专家合作研究有关课题。前者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以考古、民俗学为代表。
    无庸讳言，国学阵营中也有抱残守缺与舍己从人、或“国粹”与“国渣”两派。同时，时代的变化、年龄的增长，也会使一些人趋于稳健甚至保守。晚清国粹派的有些人，到了民国时期确有拉车向后之嫌，至少学术上的创造时代已经过去。他们对于王国维的文字及古史研究和陈寅恪的国文考试对对子亦予抨击嘲讽。然而，学术虽然不止一途，但又有一定的规范与公道。在近代西学影响下发生，又建立起广泛的对外联系和开阔的国际眼界，近代国学研究的成败得失也要相应纳入世界范围来权衡。由此看来，两派争论虽多，学术上均无大建树。即便提倡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想鼓动作用远远大于学问的进步。对此，胡适自己也承认是“提倡有心，实行无力”（注：《胡适日记》1930年12月6日。）。原因之一，当在提倡者自己对所倡行的西学不甚了然。刘复留欧，目标从文学与语言学兼治退到语言学，再退到语音学，最后龟缩于实验语音学，就是明证。而在学术上真有大贡献并得到国内外一流学者承认的，只是少数主张学不分中西新旧的大师。1933年4月15日，被胡适奉为“西洋治中国学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的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注：1933年4月27日尹炎武来函，《陈垣来往书信集》，第96页。）此话在负有大名的胡适当面听来该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其实，伯氏决非有意贬低中国学者，相反，早在1926年，他就将“与中国学者的接近”，视为治中国学必须具备的三方面预备之一（注：《胡适日记》1926年10月26日。）。二者相加，可谓国际汉学大师对中国国学研究成就与局限的完整考评。此后，尽管胡适下大功夫于《水经注》公案，但代表国学研究后续并跃而上之的，是掌握地道欧美汉学而不甘牛后，借重宋代史学，将乾嘉信而有征式考据推进到“同情式考据”（罗志田教授语）的陈寅恪，由此在王国维跨越中西新旧学之上，进一步沟通人本与科学主义，使得国学研究不仅在国际汉学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整个世界人文科学中跃居高峰。对其意义的完整认识，将是下一世纪的重要命题。
    国学一词毕竟是对转型中学术笼统模糊的概括，确有成就的学者很少抽象地讨论这一概念，甚至反对教授《国学概论》之类的课程（如陈垣）。随着转型过程的完成，国学按现代学科分支被分解，失去了与西学、新学的笼统对应。周予同在论经学与经学史的关系时说：“五四运动以后，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经学史的研究却急待开展。”（注：《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任务》，《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0页。）借以说明国学与国学研究史的关系，不无妥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