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民党政权对白皮书的反应
    白皮书编纂发表之际，蒋政权政治上已分崩离析，其外交权则一分为三。国民党政府形式上的最高外交权由驻广州的李宗仁、阎锡山和外交部执掌，实权则由驻台湾的蒋介石操纵。在美还有宋美龄、宋子文、甘介侯、蒋廷黻、胡适等人及诸多重叠机构，分别代表蒋、李和外交部，其中宋家兄妹和甘介侯及胡适又常自行其是。蒋政权驻美大使顾维钧描述这种格局是“一国何止三公”[①⑦]。实际上，顾维钧本人也常以资深外交家自居，自行其是，俨然是“三公”之外的又一“公”。结果，面对白皮书编纂发表，蒋政权的反应必然混乱不堪。
    1949年6月，顾维钧探知美正编纂并准备发表白皮书，且获悉其内容“不利于”蒋政权后，其基本想法一是急于了解白皮书详细内容；二是要“尽力阻止其发表”[①⑧]。蒋介石则认为阻止美发表白皮书，“就等于承认”蒋政权自己有错误，因而主张不阻止其发表。而广州方面李宗仁等人的指示恰与蒋介石的想法相左[①⑨]。执行结果，国民党政权还是采取了两个重要行动阻止美发表白皮书，一是由蒋驻美公使谭绍华出面，于6月25日会见美有关官员，称美发表白皮书将影响中国“民心士气”，要求美予以慎重；二是由外交部长董霖出面，于7月11日面见美驻广州代表克拉克，威胁说如美发表白皮书，蒋政权亦将发表其对雅尔塔会议及其以后之意见[⑵⑩]。此外，顾维钧也利用其在美各界影响，四处活动，游说美国会内外亲蒋分子和政界要员，以阻止美发表白皮书。但这些努力均无效果，甚至也未能阻止白皮书按期发表。
    8月5日白皮书发表后，蒋政权一时不知所措，陷入极度混乱。顾维钧主张尽快发表未收进白皮书的有关文件，对白皮书“逐条予以批驳”[②①]。但这一主张未被蒋政权高层采纳。8月8日，顾维钧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算是蒋政权对白皮书的首次正式反应。声明全文仅200余字，大意说白皮书的内容和观点“多为美国对事态的看法”，而中国方面还有自己的观点，并将在适当时候发表[②②]。广州方面，李宗仁政府要员连开5次会议，经反复讨论，草拟出一份声明，又经台湾蒋介石审订，交外交部于8月16日发表。声明全文也约200余字，其内容格调与顾维钧声明大同小异[②③]。除上述两声明外，一些国民党要员亦相继就某些具体问题，以个人名义，或辩解、或评论，大多软弱无力。只蒋政权台湾省主席陈诚的立场略显强硬[②④]。
    概述蒋政权1949年对美发表白皮书的反应，可归结为四个特点：一是极度恐慌和不满；二是反应混乱不堪；三是答复迟缓；四是答复调门温和，且答复内容闪烁其词，避重就轻，明显表现出敢怒不敢言和大事化小的低调处理姿态，其温和程度，就连美国方面也觉出乎意料之外[②⑤]。
    一如前述，白皮书对蒋政权的打击具有致命性。8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则；其领导世界之杜鲁门总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留下莫大之污点。”[②⑥]愤怒之情跃然笔端。国民党其他大员陈诚等人的心情也大体如此。既然这样，蒋政权为何又对美发表白皮书淡化处理？究其根源，主要是其仍对争取美援寄存希望。顾维钧8月8日声明第二部分，就要求美继续在“道义上和物资上”援蒋。宋子文也依旧频频与美方接洽，要求美提供新援助及向中国派驻军事使团。顾维钧直言不讳地评论说：国民党“首要目标是必须争取新的援助”，因而不宜发表任何“抨击白皮书的声明”，尤其要避免“对国务院的批评和攻击”[②⑦]。
    三、中共对美发表白皮书的反应
    与国民党政权淡化处理对策相反，中共却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广泛动员党内外人士，对白皮书展开系统批判。8月12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无可奈何的自供状”评论文章，抨击白皮书。两天后，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为题，为新华社亲笔写下第二篇评论。以后直到9月16日，毛泽东又相继为新华社撰写“别了，司徒雷登”、“四评白皮书”、“五评白皮书”、“六评白皮书”等文章，这样在短短5周内，形成了引人瞩目、颇有份量、计有6篇文章共2万余言的新华社专栏系列评论，批驳白皮书。
    与此配合，《人民日报》、《世界知识》等报刊杂志也皆以相当版面刊登各界人士抨击白皮书的文章。一些城市的学生举行了示威抗议活动。尤其各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前者如民主建国会副主席黄炎培，后者如学界名流周谷城等，或撰文、或发表谈话，纷纷谴责白皮书[②⑧]。8、9两个月，抨击白皮书活动在中共控制区迅速形成高潮。
    为什么是中共而不是国民党对美发表白皮书作出激烈反应？许多西方观察家颇觉不可思议，他们认为白皮书以主要篇幅叙述美蒋纠葛及蒋政权腐败情形，有“偏袒共产党”之嫌[②⑨]。以毛泽东超人般的历史和哲学思维及周恩来敏锐的政治和外交洞察力，不应对此视而不见。显然，这种疑问方式出自较为简单的西方思维模式和哲学观。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作为反帝反封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英雄，阅读白皮书时所持的政治立场、思维模式和分析方法以及由此得出的政治结论，自然为西方观察家们难以理解。
    与国民党及美国方面不同，中共认为白皮书以主要篇幅叙述美蒋关系并揭露蒋政权腐朽，是由美蒋关系性质和特征所规定。不论其如何揭露、诅咒蒋政权，都是侵略者攻击其“走狗”无能；是爱恨交织，恼火其不争气而已，并不证明白皮书“偏袒共产党”[③⑩]。恰恰相反，中共认为白皮书字里行间都浸透了对中共、中国革命和中苏关系的憎恨、诅咒和诬蔑，更何况书中还有画龙点睛的大段文字，露骨表达了编纂者这种立场[③①]。尤要指出的是，自6月黄华司徒雷登会谈失败后，中共公开宣布对外“一边倒”，对短期内打开与美政治经济关系不再抱希望，因而对美立场日趋强硬。如从中国内战史全过程分析，批判白皮书还是自马歇尔调停失败以来，中共抨击美扶蒋反共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依据白皮书的论点，百余年来，美一直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中国革命起因于“人口过剩”和“西方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附从于苏联；中国革命是“遮掩”苏联控制的一场“热烈运动”[③②]。所有这些，在中共看来，皆是无稽之谈。由于白皮书讨论的这些问题，皆涉及中国革命的原因、性质、中共性质及中苏关系性质等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共不能等闲视之。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共一直受长期征战环境制约，未能对这些问题作系统的理论阐述[③③]。到1949年，随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对这些问题作系统理论阐述的时机已经成熟。白皮书的发表正好为这一工作提供了契机和活生生的材料。其对中国革命重大理论问题的歪曲性解释，刺激中共尽早完成这项工作。实际上，新华社系列评论和其他报刊文章，皆以回答上述理论问题为核心内容。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专稿，逐条批驳了白皮书所谓美对中国“友谊论”；中国革命起源于“人口过剩”及“西方影响”；以及批驳白皮书对中国革命性质、中共性质、中苏关系性质等所作的曲解和诬蔑。结果，谴责白皮书的意义远远超出其自身，变成系统解释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的宣传活动，起到了歌颂中国革命、中共业绩和中苏友谊；揭露美侵华本质；动员全国人民憎恨美蒋反动派、拥护中共、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号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