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列宁所谓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指单纯政治斗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指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使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质变为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所谓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则不是指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17年11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 列宁作了关于出版问题的讲话。在这里，他提出必须查封资产阶级的报纸，说：“容许这些报纸存在，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谁主张‘开放资产阶级报纸’，谁就是不了解我们正在大踏步地向社会主义前进。”〔28〕又说：“必须前进，向新社会前进，必须象我们在2－3月间对待黑帮报纸那样对待资产阶级报纸。”〔29〕显然，查封资产阶级的报纸，仅仅是政治斗争的措施之一。可是，列宁说它表示俄国正在“大踏步地向社会主义前进”，无疑是指整个社会形态的转变，指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在这里，列宁把单纯的政治斗争看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了。在11月中旬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期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表现出政治上的妥协性。在由他们提出的关于政权问题的决议草案里，反映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关于建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要求。列宁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妥协性。他说：“如果继续妥协下去，革命就完了。”“妥协就是工农兵群众试图不用社会主义革命，而用改良的办法，用取得资本让步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要求。”〔30〕这里的“妥协”是一种政治行为。列宁在批评这种政治行为时将其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两者是不相容的或根本对立的，说明他是从单纯政治行为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在这个问题上，列宁还说：“革命的任务就是要终止妥协，而终止妥协就意味着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31〕在这里，他把“终止妥协”同“社会主义革命”划等号，也说明他是从单纯政治行为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在这次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上，列宁在有关讲话中谈到了俄国的土地问题。早在十月起义以前，关于解决农民土地的问题，就已提上革命的日程，可是由于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得以解决。十月起义的胜利，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由此，列宁说：“只有在10月25日开始的工人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条件下，土地法规定的一切措施才能全部实现。”“因此农民大会完全拥护10月25日的革命，而且拥护的正是这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32〕本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列宁把这一问题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说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说明，在他的思想上，这种“社会主义革命”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治手段。显然，这里列宁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只具有单纯政治手段的意义。
    其三，列宁所谓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指“导向”和“引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前所述，列宁在前一阶段即已提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许多任务和措施，具有社会主义“步骤”的意义，实施这些任务和措施，有利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十月起义胜利后，这种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上述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这次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这一切都是导向社会主义的措施。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但这是引导我们大踏步走向社会主义的措施。”又说：“工人和被剥削农民的紧密联盟、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坚定不移的斗争，会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33〕这里的意思，是要论证当时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然而他是这样论证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些措施，会“导向”社会主义，会“引导”走向社会主义。这说明，他判断当前革命的性质，着眼点在于革命的“导向”和“引导”的意义。也就是说，他知道当前的革命尚不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只是由于它能“导向”和“引导”到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才称其为“社会主义革命”。如同他在有关文章中就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问题而言的：“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已经开始实行，而这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34〕有了“最初步骤”，就必然有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
    在1918年1月以后列宁的文献中，出现了消灭资本剥削、 建立社会主义新经济等用语。这是否证明列宁提出了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一个理由是，这些用语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产物，并非产生于对经济条件的分析。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巩固新政权与颠覆新政权的斗争一直十分尖锐。1917年底1918年初，这一斗争空前激化。1917年11月28日，立宪民主党人在彼得格勒举行反革命示威游行，企图非法召开立宪会议，从苏维埃手中夺取政权。在1918年1月初举行的立宪会议上， 他们拒绝讨论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议案，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许多资本家及其追随他们的旧职员拒绝接受苏维埃政权关于计算和监督的措施，造成停工停产，企图从经济上、生产上搞垮苏维埃政权。在这种形势下，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如1917年12月上旬成立肃反委员会，镇压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各种敌对分子。尤其是从同年12月中旬开始，在经济生活中采取了下述非常措施：将拒绝接受计算和监督措施的许多大工业企业收归国有；规定资本家及高级职员必须积极地进行生产活动，接受工人监督，每周向当地的苏维埃机关报告一次本人的活动；规定富有阶级的人将全部现金存入国家银行，每周只能取100－150卢布作为生活费用；规定所有富有阶级的人参加劳动，由工人组织或苏维埃机关发给他们劳动手册，登记他们劳动的情况；规定凡不服从以上管理者，没收其全部财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在1918年1 月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在他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中，提出了关于消灭资本剥削和建立社会主义新经济等用语。也就是说，这些用语是上述阶级斗争的产物。列宁在提出这些用语时，并没有分析俄国的经济条件、生产条件以及工农群众实践能力的条件，即他并不是因为觉得俄国具备了消灭资本剥削和建立社会主义新经济的各种条件，从而提出了这方面的任务，而是着眼于有利于开展眼前的阶级斗争，提出了这样的用语或口号。对于苏维埃政权为什么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列宁作过这样的解释：“粮食的紧张情况，投机倒把、资本家和官吏的怠工以及整个经济破坏造成的饥荒威胁，使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革命措施来同这种祸害作斗争。”〔35〕他在谈到对银行采取非常措施的原因时还说：“我们本来想走同银行妥协的道路，……可是它们却暗中策划了规模空前的破坏，实际情况使我们不得不采取另一种办法来进行监督。”〔36〕显然，在列宁看来，苏维埃政权1917年底1918年初采取的非常措施，不是由于各种条件成熟而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而是当时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产物。由此可以认定，与此相适应的有关的用语，产生的原因不外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