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美国制订《丁利关税法》，又一次提高关税，加拿大深受其害。美国每次提高关税都使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锐减。1883年加拿大出口的50%输往美国，到1898年却降至27%。1896年加拿大放弃了同美国建立互惠贸易关系的构想，转而采取对英国实行贸易优惠政策。在19世纪，对加拿大来说，美国由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变为次要的贸易伙伴。1898年加拿大再次提高关税时宣称，对加拿大产品输入实行减税的国家，加拿大降低其入口税；对由不列颠进口的货物较由其它国家输入的货物减少四分之一关税率。实际上，从1900年起的三年内，加拿大对不列颠的入口产品减税近三分之一。加拿大用高关税政策也不能有效地抵制美国货物的入口，如1883年从美国的进口超过了从英国的进口，到1896年，加拿大进口的商品一半来自美国。加拿大之所以给予英国以特惠待遇，是因为加拿大需要仰仗英国的市场和投资以对抗美国的经济压制。19世纪后期，英国的投资，特别是在铁路建设方面的投资，在加拿大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强有力的影响。加拿大向英国出口小麦，虽然也受到来自美国的竞争，但加拿大把小麦视为同大西洋彼岸保持联系的一种强有力的经济纽带。这种情况使得加拿大在经济上不能摆脱对英国的依赖，因此，在政治上长期不能摆脱殖民地地位。英加美经济三角格局在这时已经显现出来。在这种三角纠结关系中加拿大继续充当“人质”⑨的角色。
    四、加拿大在英加美三角关系中的地位
    加拿大自1867年成为英国的自治领后，实际上仍一直处于殖民地地位。在英帝国事务的范围内，加拿大极力争取自主地位，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阴影；在国际事务的范围内，它竭力争取独立地位，利用英国的经济实力同美国进行抗衡。这两个范围的努力是互为依存、相互促进的。因而，从此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美关系恰可放在英、加、美三角格局，特别是英美关系的框架中去审视、去忖量。欧洲是英国殖民帝国利益之所系。英国所考虑的首先是它在欧洲的利益，其次才是殖民地的利益。英国竭力使其殖民地利益服从其帝国利益。这样，英国就乐得用加拿大这个“人质”去缓冲美国对其本身利益的威胁。英国不愿再看到1778年美法联合反英，以及1779年美西联合、1780年美荷联合的旧事重演。自然，英国这种缓冲政策的极限是不让美国兼并加拿大。英国人认为，他们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他们认为，为加拿大利益而同美国人作战不合算。英国查尔斯·H·伊万斯将军在1855年说，同美国作战，“就如同用杜布伦（Doubloon，西班牙旧日使用的金币名）去击碎你的邻居的窗户”⑩。继1871年初次撤军之后，英国又于1895年，特别是布尔战争爆发后，从北美和西印度群岛撤走所余军队，此举进一步安抚了美国。
    19世纪末叶，由于英国海外扩张活动不断增强，与俄、法、德因争夺亚非殖民地而产生的矛盾不断升级，从而放弃了没有强国朋友的所谓“光荣孤立”。与此同时，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美国也放弃了在大陆上实行新的兼并领土的政策，以及自立国以来长期奉行的避免与欧洲“纠缠在一起”的孤立主义政策，转而关注在海外夺取市场和原料地的“大政策”（11）。由此可见，英美需共同对付的主要竞争对象是其它欧洲殖民帝国，其中除法、俄外，还有衰落的西班牙、荷兰和新兴的德国。英国在海外扩张活动的加强和英美在争夺海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中日益靠拢，引起了加拿大极大的忧虑。首先，加拿大唯恐陷入与它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漩涡，而危及或削弱它在英国中的自治地位。其次，加拿大担心英国牺牲加拿大利益，以换取在海外扩张中的英美相互支持。一度最使加拿大疑虑的是，1895-1896年委内瑞拉危机中英国对美国所作的让步。但出乎加拿大意料的是，在此争端中，英国对美国的让步换取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与英国的合作，从而为加拿大提供了一个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安定的外部环境。
    委内瑞拉危机是19世纪末叶英美关系好转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长期存在边界争执，尤其在争议地区发现金矿后，争执愈烈。美国出面干涉，要求通过仲裁解决争端，摆出一副颐指气使的面孔。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以送交美驻伦敦大使的公文形式声称，“今天美国实际上是这个大陆的主人，它的命令对于它所管辖的范围之内的臣民来说，就是法律。”美国总统克里夫兰威胁要单独勘划委、圭边界，并不惜为之一战。虽然当时美国的海军在数量上还比不过英国，主力舰之比为5∶32，但是英国考虑到正在扩大的美国海军已构成对英国商船队的威胁，而且德国也在扩大海军，日益成为更具有威胁性的强劲对手，最终还是表示让步，同意仲裁。这就等于至少在拉丁美洲范围内英同承认了门罗主义。委内瑞拉危机大转折后，19世纪末年英美在几件重大国际事件中都显示出相互声援的姿态。所谓“特殊关系”初见端倪。
    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当美国海军向马尼拉海岸炮台进行轰击时，英国舰队开到美国舰队与德国舰队之间，好象是在警告德国舰长迪德里希斯，假如他向美国舰长杜威开火的话，“英国军舰将保卫这位美国司令”（12）。英国对美西战争以及美国对英布战争，都互相表示积极的声援。1898年张伯伦还曾“谦虚”地宣称，“美国星条旗和英国国旗应一起飘扬于盎格鲁-撒克逊联盟之上”（13）
    更能说明英美靠拢的是1899和1900年美国宣布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这件事了。正如门罗主义一样，“门户开放”政策最先宣布的是美国，而最早倡议的却是英国。早在1898年3月英国驻美大使潘赛福特就向美国国务卿谢尔曼提出两国合作维持在华平等贸易机会的建议。1899年1月，英国又重申此议，但均遭美国拒绝。这时，《中国的分裂》一书的作者查利斯·贝雷斯福德勋爵在远东作旅游后，到美宣讲在华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主张。在中国担任税务司的英人贺壁理于1899年向美国助理国务卿柔克义建议由美国发表这项政策。他起草的政策备忘录经柔克义修改后呈交国务卿海约翰和总统麦金莱。同年海约翰发表了这个构思来自英国的政策，无怪英国是第一个积极响应这个政策的国家。
    在19世纪末年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活动中，英美两国的公开接近对加美关系的发展影响至大，加拿大在英、加、美三角关系中的政治地位渐臻稳定。对加拿大来说深为幸运的是，美国未在19世纪70-80年代中发动大规模的海外扩张活动。这自然是由于当时美国经济实力还未达到进行这种扩张的程度。但到19世纪末美国大力推行海外扩张时，英国因与欧洲国家在争夺殖民地问题上发生日益尖锐的矛盾，便开始与美国修好，以某些让步换取同美国结成非正式的搭档关系。这时美国海军日益加强，美国也放弃了孤立主义。当时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一家报纸不无讽刺地说：“吉卜林先生但愿山姆大叔接管约翰牛的负担。”（14）正如1897年张伯伦所言，这时英国已成为“一个疲劳的巨人”（15）。在这种情况下，加美间长期因边界、渔业等纠纷所引起的紧张局面日益缓和。20世纪的来临为加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为积极和宽绰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