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中国与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的早期近代化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但是经济30多年的时间，日本逐渐废除了西方列强强加给它的一系列不平等的屈辱条约和许多特权，一跃而成为亚洲第一个完全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国家，而中国不仅没有达到“求强”、“一求富”的目的，反而更加深了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中日两国如此差异的历史命运，是由于它们所选择的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不同。
    近代化是一个结构变革的持续过程。前近代社会必须拆除和重建自己的各种结构，才能逐渐过渡到近代社会。以英国为代表的少数早发展国家，其促成结构变革的力量，产生于本国内部。但对于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后发展国家来说，这一力量不是产生于内部而是来自外部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表现为军事入侵和战争威胁。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如何根据本国的实际国情，选择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已经成为中日两国早期近代化领导集团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但是由于中日两国领导集团在阶级性质、素质、所掌握的权力，指导思想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早期近代化的命运和结局。本文试对两国早期近代化领导集团的差异作一粗浅的比较分析，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两国早期近代化领导集团的性质不同
    在洋务运动的整个时期，清政权的统治，从种族上讲，是满族的，而且是其中西太后一派的统治，从阶级上讲，是满汉的大地方阶级的统治。而领导推行洋务运动的奕訢、文祥、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只是一些主张改革的地主阶级开明派①，他们的封建性是没有改变的。他们进行早期近代化的目的只是以西洋的军火武器和科学技术的“西用”，来维护古老的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纲常，而不是全面地改造封建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
    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政权的性质，日本史学界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天皇政权“其本质”，是资产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的专制权力。另一种认为天皇政权既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政权，也不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政或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而是立足于新兴资产阶级和半封建（其另一面是半资产阶级的）地主阶级两方面的。实现两阶级利益但对哪一个阶级又都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专制君主及其官僚专政政权。具体到明治维新领导集团的性质，史学界认为它们是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或正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中下级武士②。这一领导集团同中国洋务运动领导集团有着明显的本质的区别。这一领导集团关心的已不是维护旧的封建制度，而是兼取西方文化的各个层面之长，对本国发展有利的就为我所用，多方位地接受西方文化。
    二、两国领导集团的素质不同
    洋务运动领导集团，无论是中央的奕訢、文祥，还是地方实力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张之洞等人，都没有受过西方文化教育。而是“皆从科目出身，并求读洋书，习洋技，”③对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只是在低抗外国侵略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发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和西方的富强，而刻意仿效。正如奕訢所说：“抚臣李鸿章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济用，各营得此利器，是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攻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④。”当时中国由于没有经过工场手工业和工业革命的过程，不仅洋务领导集团本身缺乏经验，不懂技术，整个社会都缺乏大工业所必需的技术力量和管理人才。同时，这些人既不研究本国的国情，又对了解西方缺乏热情，他们终其一生也没有到西方发达国家进行过实地考察，对西方文明不甚了了。他们对西方和中国的认识只能达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⑤的水平。他们一般都没有超越作为思想主体的传统“中学”。这些素质也就导致洋务运动领导集团的决策只能停留在“器物”改革这一层面上。
    而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虽然也受到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影响，但并不占主导地位，他们较早地接触和学习了西方文化，并在思想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在明治维新之前的肥前、土佐、萨摩、长州四大西南”外“藩的藩政改革过程中，象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这些维新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创办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实践中，都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技术。更为可贵的是这些领导人熟悉本国国情，并亲自考察调研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1871年11月20日，新政府派遣由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参议）大久保利通（大藏卿）、伊藤博文（工部大辅）、山口尚芳（外务少辅）四人为特命全权副使，由政府各省（即各部）分别选派的理事官，以及书记官和随员等，共48人组成的大型使节团，前往美国和欧洲各国，直到1873年9月回国，为期竞达一年零十个月之久，他们历访美、英、法、比、荷、德、俄、丹麦、瑞典、意、奥、瑞士等十二国。考察了欧美的先进国、相对落后国、大国、小国、工业国、农业国。从各个方面加深了对西方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认识和理解，找出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差距。岩仓使团成员中，有的初出国门，有的虽然具有一些西方知识，但也是一知半解，或者“马马虎虎”。⑥他们通过这次实地考察，“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灿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⑦达到目眩神迷的程度，在思想上引起极大震动，更加坚定了他们向西方学习的决心。但他们不是盲目照搬西方经验，而是根据日本的国情有所取舍，为日本制定了适合自己国家特点的现代化道路。正是由于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比中洋务运动领导集团有着较高的素质，使日本的早期近代化能够在较高的层次上进行，并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