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国早期近代化领导集团所掌握权力的大小不同
    中国洋务运动领导集团的主要成员除了中央的奕訢、文祥（两人均是满族贵族）之外，其余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而平步青云的汉族地方督抚或封建疆大吏，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地方性强，只能在清廷腐败无能不得不容许的情况下，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某些主张。在进行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洋务运动领导集团不断地受到清廷和顽固派的干扰和阻挠，使改革步履艰难。就清廷而言，虽然在1840年以后遭到西方列强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打击，封建君主专制受到动摇和削弱，不得不改变“太阿”不下移的惯例，任命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张之洞等汉族地主为地方督抚，清朝统治的权力结构开始出现地方军官分权和清政权逐渐向汉族转移的趋势。但是以西太后为首的满族皇室，害怕这些汉族地方督抚权势过大，危害自己的封建统治，因而时时对洋务运动进行阻挠。例如西太后为了牵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洋务领导人，曾经提拔以抨击洋务运动而出名的清流派人物张之洞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后来转变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由于洋务运动领导集团得不到皇权的全力支持，就不可能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和协调地方的活动，只能在他们自己直接统辖的有限范围内进行改革。就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干扰和阻挠而言，压力更大。当时，许多士大夫阶层深受封建文化传统的熏陶，认为“立国之本，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⑧对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他们总是“深闭固拒，尊已而抑人”，但“事变既来，茫昧昏蒙，束手无措，⑨当时就有人批评他们说“自中外交涉以来，中国士大夫拘于成见，往往高谈气节，鄙弃洋务而不屑道”，⑩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巧淫技”。这些人有的为清廷要员，如倭仁，具有相当权力；还有许多为词谏台垣，掌握了舆论阵地，竭力阻挠洋务运动的开展。1888年，李鸿章提议修筑津通铁路，即遭到包括尚书、侍郎在内的数十名官员的强烈的反对，他们说：“今津通本为往来大路，商贾径行，并无难运之物，而车户舱户以肩挑背负之人资以为生者，当以数万计，铁路一开，大众失业”。（11）并斥责李鸿章是“不恤津通数百里内失业之穷黎，而专庇此病国奸商害民之蠹。”（12）由于当时社会心理形成了一般强大的抵抗力量，以致李鸿章不得不撤销了修筑津通铁路的原议，事后李鸿章不禁满腹牢骚地向朝廷发出颇为悲凉的怨言：“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诸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13）洋务运动的各项改革措施不但受到顽固派的全力攻击，就是洋务运动的头面人物，也几乎没有不被顽固派弹劾过。在翰林院掌院学士麟书代奏的编修丁立钧的一分呈文里，便列举了周馥、盛宣怀、杨宗濂、唐廷枢、马建忠等人，将他们斥为“谗邪”、“奸人”；并点了“创建邪议”的郭嵩焘、丁日昌，“迁就依违，未能力排邪议”的曾纪泽、李鸿章等人的名字。（14）郭嵩焘因顽固派的攻击而去职，’湖南人至耻于为伍。”李鸿章尽管位高权重，也挨了不少骂，“汉奸”、“乱臣”的帽子不时地扣在他头上。综上所述，没有掌握国家实权的洋务运动领导集团，不但受到皇权的排斥，而且也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任何进步的努力都是很难获得大的成功的。
    作为日本早期近代化的维新领导集团与洋务运动领导集团相比较，他们拥有完全的国家权力，而后者只是地方实力派，前者可以得到天皇的支持，同时天皇也不得不支持这一集团。因为明治政权就是在这些人领导的倒幕运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天皇只是国家元首，名誉上的最高统治者，而国家的实权却掌握在这些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的手中。因此，他们推行近代化的改革较之洋务运动领导集团要顺利得多，但并不是说改革毫无阻力。他们在改革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农民起义和封建武士阶级的叛乱，其阻力也是比较大的。从农民起义的情况来看。1869年97次、1870年61次、1871年47次、1872年27次，（15）从这些统计数字来看明治初年农民起义连年不断，且次数都比较多。这些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农民在改革中不但没有减轻封建的年贡和债务，反而加重了负担，致使许多农民贫困破产；一是思想保守的农民对新政府的改革所持的直觉的反对态度。对于举凡公布改革历法、废止结发、基督教解禁、解放秽多（被放逐者）、施种牛豆、设立公立学校、采用征兵制、测量土地、调查户数等项事宜的法令而报之以动乱或骚扰的事，是不胜枚举的。农民往往为无稽的谣言所煽动，他们道听途说：调查户数是为拐骗妇女作准备工作；1873年征兵令中的“血税”一词则被断章取义地解释为一旦参加军队，就会被抽血运往海外去作红毛毡的染料；电话线和电报线则是用以输送血液的；将儿童聚拢一起的新学校也是为了要抽取他们的血液。（16）从以上情况，我们不难看出农民阶级对改革的敌视和反抗。就封建士族的叛乱来看，由于新政府颁布了废止旧式服装、实行职业自由、禁止佩刀、各阶级法律上平等，实行国民征兵制等一系列的法令，破坏了武士阶级的身份特权，同时又在经济上废止了武士的“家禄”，实行“金禄制”，又造成了这一阶层经济上的不安定。再加上因征韩论所引起的政变，招致各地封建士族的不满，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据统计，从1870年长州奇兵队暴动起，到1878年5月刺杀大久保利通为止，士族叛乱事件达21次以上。（17）旧封建诸侯的代表岛津久光也公开向维新领导集团挑战。1872年夏，岛津久光曾向明治天皇上书，提出了14条建议，反对改革教育和文明开化，反对改革军制，反对四民平等和相互通婚等等。（18）他曾派人进京暗中策划，妄图罢免主张改革的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官职。（19）以便向封建制度倒退。当然明治政府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为了笼络他，于1873年12月任命他为内阁顾问。1874年初，他又反对大久保利通等人的施政方针，一度还乡，政府为了加强安定团结，于同年又任命他为左大臣，让他回京。但他又于7月23日向政府提出了“质问书”，指责“将先王制服改为洋服”，历法“改用洋历”，军制采用“洋式”等改革措施，顽固地主张制服、学制、军队、租税等一切复旧，如不采纳他的意见，就以呈请辞职进行威胁。但这些意见政府并没有接受，由于维新领导集团的反击，岛光津久光，不得不撤回他的反动纲领，最后被迫隐退。从以上史实中可以看出明治维新领导集团在改革中遇到的阻力也是不小的，但与洋务运动领导集团所不同的是：他们可以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军队、监狱、警察等国家机器对封建顽固势力进行镇压，有效地排除来自各个方面的阻挠干扰，为日本全面进行资产阶级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国内环境。也正是由于维新领导集团掌握了国家实权，才使日本的早期近代化有了一个可靠的政权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