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两国早期近代化领导集团的指导思想不同
    洋务运动领导集团指导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或旧学，西学或新学，一方是“道”、“体”、“本”，一方是“器”、“用”、“末”、“辅。”对于中学主要包括中国的纲常名教与封建君主专制政体。至于西学，是作为中学的对立面出现的，中国人对它的认识随着视野的扩大，西学的内涵不断调整，延伸。在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主要指西方的坚船利炮、机器设备以及有关的科学技术。洋务运动领导集团认为，中国的纲常名教与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比外国优越得多，自然也不需要向外国学习。但为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又必须学习西方的军火机器以及有关的科学技术。他们提出“西用”，是为了加强和维护“中体”；他们所谓的“中体西用”，就是在中体不变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兵器、实业、技术。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洋务运动前后进行了30余年，按照牟安世的划分法把整个洋务运动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一、建立军事工业阶段；二、围绕军事工业建立其他企业阶段；三、北洋海军成军和建立炼铁厂的阶段。（20）从整个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早期近代化只局限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厂实业，不仅制度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保证物质文化的创造和发展，而且企图以军火武器和科学技术的“西用”，来维护古老的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纲常。虽然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生产，符合那个时代的迫切需要，也为引进西方近代文化打开了一个缺口，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封建主义的中体和资本主义的西用毕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幻想在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到头来封建生产关系总是顽固地抑制和阻碍先进的生产力和发展。然而，这一道理洋务运动领导集团并非没有认识到。李鸿章曾多次与同僚朋辈言及政治变革的问题，要求改变“祖宗成法”。他说：“办洋务制洋务兵若不变法，而徒鹜空文，绝无实济，”（21）“能自强则先变法与用人。”（22）“今日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成法，”（23）这实际上是早期改良思想的最早萌发。其他洋务派的主要代表如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经过洋务运动的切身体验，也都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和要求。左宗棠说：“我国家自强之道，莫要于捐文法，用贤才，”（24）“沈葆桢说：“自古无久而不蔽之政”。（25）如果前面所举的实例尚不深刻的话，那么在洋务运动推动到中期时，李鸿章有感于顽固派的重重阻挠而哀叹说：“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26）这就更明确指出封建专制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那么，洋务运动领导集团为什么还要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团”这一指导思想，不把改革推进一步，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呢？我认为，一方面是他们害怕民主政治危害自己享有的封建特权，不愿进行政治改革；另一方面他们都是朝廷重臣，受制于西太后，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必须竭力效忠于皇室，否则就有失去自己的地位甚至丢掉脑袋的危险。因此，也不敢进行政治改革。面对政治改革和自己的地位这一对难题的选择，他们宁可选择后者。这也就使中国的早期近代化只能是一个低层次的近代化，而最终导致失败。
    而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的指导思想是“和魂洋才”。所谓“和魂洋才”就是日本传统思想与西方科学技术及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技能相结合。”（27）“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都是关于如何处理以儒家孔孟之道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问题，都包括“中”和“西”，“体”和“用”这两对范畴。在开头两国都以本国的传统思想为“本”，“体”，以西方近代文明为“辅”、“用”，也就是立足传统来引进西方文明，只是“中体西用”更强调中体的核心和纲常名教、政治体制的不可变易、不可动摇，把中体和西用割裂开来。“和魂洋才”虽然也是立足传统，但并没有强调传统的不可变易，而是强调“东西方思想的融合，”具有兼收并蓄的意味。日本维新领导集团，是士族和受过封建道德教育的所谓民间优秀人才，又是发起和领导倒幕维新运动的中下级武士改革派。他们既是传统伦理观念的拥有者，又是善于接受西方新鲜事物的开明改革派。明治维新以来“面临着如何认识和处理东西方思想的冲突问题，是机械地照搬外国，还是愚顽固守传统？他们选择的既非前者，也非后者，而是进行东西方思想融合这条道路。”（28）东西方思想的融合，不在于把东西方思想简单地掺和在一起，而在于兼取东西方文化之长，重新创造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文化，日本明治维新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这一课题。日本的维新领导集团在“和魂洋才”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封建政治体制和发展经济的措施，主要有：一、破除封建大名割据制度；二、废除封建特权，取消诸侯公卿称号，解除束缚平民的一切法规，做到“四民平等”，一概禁止根据世袭制度而享受的免税特权，以增加财政收入，取消武士阶级的特殊身份；使平民百姓获得人身、就业、居住、婚姻、穿戴的自由；三、改革土地制度，允许土地买卖、占有和耕种的自由；允许农民离开农村，改就工商业，给工业提供雇佣劳动力；四、在国际上打破锁国束缚，把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改为允许人民自由经营，百姓可以自由出国从事贸易，加速经济发展；五、废除侵犯私人财产的名目繁多的充公权，保护私有财产，欢迎本国人民和外国公民地日本企业投资；六、重视智力开发，政府兴办各级各类学校、也鼓励私人集资办学。到1898年，日本学龄儿童就学率达97%，为当时世界各国最高水平；七、兴办开矿、筑铁路、建工厂等各种实业；八、大量派遣留学生，聘用外籍专家，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发展近代工业奠定基础。到了1889年以曾留学英国的伊藤博文为首的内阁，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制订了明治宪法，在日本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从以上的政策和措施中不难看出，维新领导集团的改革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更新，而且也包括着社会的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是一个多层次向现代化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维新集团与洋务运动领导集团相比，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全方位多方面地接受西方文化，使日本顺利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早期近代化。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早期近代化领导集团在性质、素质、所掌握的权力、指导思想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洋务运动领导集团与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相比，只是一个很不合格的低层次的近代领导集团。当然造成中日两国早期近代化差距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是两国早期近代化领导集团的差异也是关键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