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民主革命派中不少人抛弃私利，顾全大局，这有助于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
    太平天国革命的初期，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包括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在内的领导核心。全体将士团结在洪秀全的周围，同心协力，因而势如破竹，从1851年1月金田起义起，先后攻克了全州、长沙、武汉、南京，并定都天京，还接着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围战，到了1856年太平天国控制了从武汉到镇江沿岸地区，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但不久，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严重侵蚀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促其向封建主义转化。建都天京以后，杨秀清掌握军政大权，居功自傲。洪秀全深居宫中，沉溺酒色，不问政事。随着形势的发展，洪、杨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从而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民主革命派中不少人十分了解太平天国革命这段历史，总结了太平天国成功的经验，吸取了失败的教训，认为太平天国初期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团结一致，同甘共苦，而后期之所以走向失败，是因为争权夺利，互不团结。因此他们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与启发下，比较注意克服私心，抛弃私利，顾全大局，从而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作为民主革命派领袖，孙中山认为，“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8〕因而他们主张革命党人要消除私心，团结一致，“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共同担负”革命的“责任”〔9〕。在实际行动上，孙中山也的确吸取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教训，不仅强调革命队伍的团结统一，而且注意克服私心，抛齐私利，将他的毕生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救国救民革命事业中去了。正如毛泽东1956年11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所指出：孙中山“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0〕黄兴也注意总结太平天国成功的经验，吸取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他说道：“看到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因此我决心革命的当时，就留意于此。我当时联络的弟兄，以两湖等处会党为多。这些的弟兄，大半是承天平天国余绪的后人，我联络他们，首先引这班事为鉴戒。告诉他们说：我们当革命党，一要服从首领，二要弟兄们同生死，共患难，有福不享，有祸同当，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我取名轸字，就是前车既覆、来轸方輶的意思。也就是我们革命党弟兄，不要再蹈太平天国兄弟覆辙的革命要件。”〔11〕事实上，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启示下，黄兴在革命过程中始终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尤其是顾全大局，维护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地位和威信。如1907年章太炎等人就潮、惠起义失败及孙中山分配馈款事，发起攻击孙中山，催逼以庶务代行总理职权的刘揆一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刘揆一反对此议，并急函黄兴。即复函说：“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12〕由于黄兴拒绝出任同盟会总理，并竭力维护孙中山的威信，遂使这次倒孙风潮逐渐平息下去。1911年12月22日，江浙联军代表李燮和等人赴上海。欢迎黄兴莅宁组织临时政府。黄兴答应前往。但到了23日，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由海外归国，便推辞赴宁组织临时政府。黄兴对李书城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起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13〕总之，黄兴在革命过程中始终不计较私利，顾全大局，维护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这是他受了太平天国革命影响的结果。此外，廖仲恺也从近代中国革命包括太平天国革命中吸取了教训。他认为，“从前中国之所以失败”，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失败，“是由于大家拿刀枪杀自己，不是去杀反革命派，所以革命才没有成功，才有今日再起革命之必要。”因此他“望各同志从此以后”“要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不要学从前那样的自私自利，以至害国殃民”，“要跟着本党总理，一心准备革命才好。”〔14〕事实上，廖仲恺自1905年9月加入同盟会以后，就一直竭力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维护孙中山的地位与威信，与孙中山保持一致，将他的毕生精力也完全投入到民主革命事业中去。总之，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民主革命派中不少人抛弃私利，顾全大局，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一心一意从事于救国救民事业，为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贡献。
    三、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民主革命派更加向往社会主义，并走上了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
    20世纪初期，民主革命派在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看到了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在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时出现了贫富悬殊、阶级冲突、工人失业、小生产者破产和经济危机以及少数大地主与大资本家操纵国民生计和垄断政治大权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因而开始同情与向往社会主义。但与此同时，民主革命派还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思想的影响，其中包括受到了洪秀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如冯自由记载，1899至1900年孙中山在日本同当时经常往来的一些人物，讨论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思想资料，“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及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15〕。民主革命派尤其受到了“洪秀全之公仓”的影响。洪秀全于1850年在太平军中创设了圣库（公仓），军需给养和家属的衣食都由圣库（公仓）统一平均分配。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圣库制度便由军中推向了社会，并首先在天京实施。居民的房子、土地以及一切财产概归圣库（公仓），生活必需品由圣库（公仓）按定额供给。洪秀全这种圣库（公仓）制度由于含有财产公有和平均分配的内容，所以极为民主革命派所赞赏。如孙中山指出“洪秀全之公仓”是社会主义的“事实”，太平天国实行了“贫富均等”的社会主义〔16〕。冯自由1906年4月在《民报》第4号上也撰文指出：太平天国“特设利民之公仓”，亦社会主义“之一端也”〔17〕。民主革命派因而认为中国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社会主义，中国有实行社会主义的传统。他们因而相信以后的中国也一定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民主革命派更加向往社会主义，并走上了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1903年12月17日孙中山在《复某友人函》中说道：“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18〕1905年5月中旬孙中山访问比利时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又指出：他们这些“中国社会主义者”“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19〕。而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他们在太平天国平分土地、平等、平均等因素的影响下，更加主张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社会主义要“平均社会生计”，实现社会主义首先要“平均地权”〔20〕。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虽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提出这种主张，是从关怀劳动者的痛苦生活和同情被剥削者的悲惨境遇出发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气魄和崇高的理想”〔21〕。而且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中还含有一定的合理成份，诸如“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节制私人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等等，这些合理成份被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与发展。〔22〕。因而民主革命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