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洪仁玕与冯桂芬的经济变革有鲜明的不同，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洪仁玕生于1822年，冯桂芬生于1809年，此时正值鸦片战争前夕。鸦片战争使广州、上海被迫成为开放的前沿地带。洪仁玕与冯桂芬一个生于广州附近的花县，一个生于上海附近的吴县。在他们读书成长的过程中更直接感知到西方的文明。生于他们之前的著名改革派思想家龚自珍对其所处的时代有着深刻的认识：“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日月暇问年岁？”（注：《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106页。）洪仁玕、冯桂芬恰恰共处于这个清王朝迅速衰亡之际。
    清朝走向式微的原因首先表现在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和萎缩。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使越来越多的人沦为佃农。在乾隆时，兼变状况就已经十分严重，占田者十无一二，佃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注：《清史简编》第309页。）土地的集中与兼并程度甚高，广大佃农，处于社会最底层，除了沉重的地租剥削之外，还承受着各种超经济的强制与掠夺，他们甚至连最小量的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也得不到保证，扩大再生产更难进行。
    人口的迅速增加也更加激化了固有的社会矛盾。自从雍正年间实施了地丁合一的赋税改革后，人口增长远远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长。1750年人口还只有1.8亿，人均土地4.25亩，到太平天国前夕，人口已变成四亿多，人均土地仅为1.78亩，（注：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二期。）人多田少，更加刺激了土地兼并，使许多迫于生计的人离开家园，为了活命，往往组织秘密会社，打家劫舍，成为社会最不安定的因素。
    生产力的停滞直接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动摇着封建统治的物质基础，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四处流亡，加剧了社会动荡，但传统的社会结构仍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并没有产生成熟的近代资本主义变革的内在基因。鸦片战争的惨败则完全暴露了清朝政府机构的全面腐朽。据《清实录》披露的材料，1842-1850年，全国发生的群众反清事件近百次，斗争的烈火燃遍中华大地，这些起事的直接原因“皆因州县征收加重所致。”（注：《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38第20页。）这又与道光帝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采取的聚敛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征收加重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是英国大炮”。（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2页。）
    洪仁玕、冯桂芬既经历过“夷害不已”的鸦片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又身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使他们发出了“有耻，莫如自强”的时代呼声。流露出向西方学习，不使中华民族“受制于小夷”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都悉心考察西方列强富国强兵的奥秘所在，而且都归结为船坚炮利和经济现代化。他们对中国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的落后和贫困颇有体认，主张引进西方的近代生产力，建设与发展近代工商业，以改变自然经济结构。只是洪仁玕走得更远，主张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造，按照西方列强的“邦法”，培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建设近代工商社会，设计了一幅建设近代工商业的宏伟蓝图，其变革方案具有前瞻性，但他忽视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在《新篇》中甚至连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也未涉及。
    相对而言，冯桂芬的经济变革方案更加贴近当时现实，符合中国国情，他强调发展农业，提高粮食产量，解决人口增长与粮食缺乏的矛盾，而把发展近代工商业置于次要地位，其变革方案具有现实性。他倾向于建设以农为主、工商为辅的过渡性社会。这是“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冯桂芬关注现实的必然结果。
    正如梁启超所讲：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推动祖国的富强兴盛，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辛苦，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注：梁启超《新民说》，《新民丛报》。）洪仁玕、冯桂芬就是这样的第一代杰出的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