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当新旧交替之顷，曾经在国内新式学堂和日本接受过近代教育，一生都在为破旧立新呐喊呼号。他的“反中国”情结集中反映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几乎是全盘否定的态度上。主张青年人多看外国书，少看或不看中国书[9]，就是他这种态度的集中反映。 钱玄同少时尝参加义和团，民初在北京做教员时，却又加入了自己曾经反对过的天主教。他的房间里还供有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或问其改信宗教的原因，他回答说：“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10]由于信仰对象的转移，钱玄同的中西文化观亦发生变化，后来更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反传统发展到连中国文字也主张废除的地步。陈独秀思想激越，不减鲁、钱，他的“反中国”情结主要反映在他就“爱国”所发表的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言论上。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曾发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就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的“爱国”口号，作了一番“理性的讨论”。半年以后，国内抵制日货运动兴起，学生踊跃参与，他又写了《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一文，再次对“爱国”口号提出商榷。他明确指出：“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现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底观念，不懂得什么国家不国家。如今只有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底人，开口一个国家，闭口一个爱国；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底劣货（这班留学生别的学问丝毫没有学得，只学得卖国和爱国两种主义）。现在学界排斥日货底声浪颇高，我们要晓得这宗精神上输入的日货为害更大，岂不是学生界应该排斥的吗？”[11]对于“国粹”，陈独秀亦持极端蔑视的态度，主张一概打倒。他甚至对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武打也十分反感，斥之为“乱打”，认为它“暴露了我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12]。胡适沾庚款办学的光，赴美留学7年， 两个世界的观感在其头脑中形成的反差较之仅仅去了一趟“东洋”的鲁迅、陈独秀不用说更为强烈。他曾经坦率地承认中国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13]，进而以此为理论张本，于20年代末，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对于本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胡适在大多数时间里均表现出一种冷静甚至超然的态度。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当国人义奋填膺谴责日本人的侵略行径时，他却表示说，中国面临困境，是由于“我们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祸延到我们今日”的缘故。不久，“中国不亡，世无天理”[14]这句激愤的言词，也就脱口而出了。
    为什么这一时期的“新文化人”会具有如此激烈的“反中国”情结呢？
    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思想家“反中国”，乃是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良心所做出的反省与自责，是民族主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即“自省的民族主义”，可以归入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所倡导的“国民性改造”的思想路径。既然要改造国民性，当然就要与造就了这种国民性的传统决裂，这是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逻辑。
    这样认识问题固然有其道理，然而却存在着将新文化运动思想家的思想及其表现形态简单化的嫌疑。新文化运动思想家是近代社会造就出来的一个思想异常复杂的社会群体，在他们的言论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反省与自责，而且可以看到新的思想追求，看到他们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两组思想政治范畴的选择上犹豫彷徨、不知所从的困惑。认识这种困惑，是解析“新文化人”何以“反中国”的关键。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大同”的社会理想，19世纪末，国难当头之际，受民族主义新思潮的影响，权衡轻重缓急，他们尚能将现实的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将“大同”理想的实施置诸遥远的未来。康有为写了《大同书》，秘不示人，而将救亡图存视为急务，即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中国知识界广泛服膺的时代，民族主义也是一种不难作出的抉择。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们对作为西方近代思潮之一的民族主义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极端民族主义已经构成了人类历史上这场空前灾难的思想政治根源。作为正在迅速膨胀的民族主义的一种反动，“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开始在欧美社会流行，并伴随着众多思潮一起传入中国。陈独秀、胡适等人以其对世界政治思想潮流流向变化的敏感把握，很快接受了这一新的主义。
    既然受了“世界主义”影响，也就不能不与民族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语境，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语境下，陈、胡等人对“国家”观念提出了批评。陈独秀认为，人类生活本来是没有什么天然界限的，所谓“国家”，“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认为国家的形成，无异在人类本来互相亲善的情感上，挖了一道深沟，砌了一道屏障，结果“张爱张底国，李爱李底国，你爱过来，我爱过去，只爱得头破血流，杀人遍地”。“现在欧洲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15]。与陈独秀思想十分接近的李大钊也颇不以“国家”为然。他认为人类进化是沿着“世界大同的通衢”向前行进的，预言世界人类的“大联合”，终将“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16]理想终将成为现实。胡适在美留学期间曾加入基督教，并一度加入费城世界主义俱乐部，成为该俱乐部年会的代表之一。受这段经历的影响，胡适也曾给人留下“世界主义”关怀更甚于民族主义情感的印象。他在1916年10月写道：“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葛得宏·斯密斯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是也。”[17]在国家面临日本侵略的危机时，胡适所持“不争”立场，与他所信奉的“世界主义”，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陈、胡等人领风气之先，他们倡言“世界主义”时，在西方已经开始退潮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尚呈涨潮之势，他们反其道而行，颇显出特立独行的思想品性。但他们并不是为区别于他人而故作惊人之语，事实上，他们对“世界主义”是真正服膺的，这就使他们在理性上很难接受“民族主义”，在行为上也每每表现出超越的姿态。但是在潜意识的层面，他们的民族主义关怀却是无法掩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