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困惑又因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被人为地混淆而变得更加难得其解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并非同义语。前者可以界定为一种基于民族的同一性而产生的旨在促进社会生活一体化、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后者则是处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一群人（也可能是一个民族）的一种心理特征，一种情感的表露。对于近代民族国家而言，“国”与“民族”的界限在很多层面上都很难划分，因而这两种主义每每被人混淆。尤为紧要的是，“国”尚存在着政治学含义上的“国”与地理、文化及社会学含义上的“国”的区别。前者大约相当于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国家（state），实乃实施政治统治的工具， 也就是“政府”；后者则类似于祖国、宗国（motherland），亦即共同的地域及其所负载的除却政治制度之外的一切。在近代中国，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代谢速度是很快的，往往使人不知所从，人们对这种“国家”的感情也很容易发生转移。周作人回忆录记述了这样一种现象：清末一度使人肃然起敬的“国旗”黄龙旗，“式样并不难看”，但到民国建立、五色旗升起之后，人们意识到它“是代表满清势力的”，感情迁移，好恶变化，便觉得黄龙旗上画的龙“有些简直像一条死鳗”[24]。这很能说明国人“爱国”的旨趣及其转移的原因所在。在国家政权更迭不已的近代晚期，老百姓的“爱国”往往限于热爱祖国，当然也可能包括有政治的含义（如果他认同了某种政治的话）；而统治者宣传的“爱国”则偏重于要老百姓拥护自己控制的国家政权。
    由封建统治者倡导的“爱国”与中国传统的“民主主义”及近代民主思潮往往是背道而驰的。清季以来，一些眼光锐利的知识分子已经看到了这一点。1903年，举国上下庆祝慈禧太后万寿，铺张扬厉，费资巨万，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以为“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因试编《爱民歌》与之相对：“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使高唱《爱国歌》为慈禧祝寿的官民人等惊愕不已[25]。逮至民国初年，曾经被辜鸿铭揭示的“爱国”与“爱民”的矛盾被进一步揭示出来。陈独秀在“理性的讨论”爱国的思想行为时就发现，所谓“爱国”，至少可以区分出“社会上盲从欢呼的爱国”、“做官的用强力禁止的”“爱国”以及官方“下令”劝导的“爱国”等若干种表现形态。他还发现，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爱国’二字往往可以用作搜括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就是腐败官僚蛮横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正是有鉴于此，陈独秀才对当时的“爱国”宣传持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有时甚至出来唱几句反调。胡适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18年6 月所作《你莫忘记》一诗， 借一位父亲临终前给儿子所写遗嘱， 控诉父亲过去20年教儿子所爱的“国家”的种种罪恶，宣称“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这位被假托的“父亲”所希望“亡”的“国”，显然是特指当时的军阀政权。
    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人反对笼而统之的“爱国”口号，并不表明他们不爱国。事实上，正如胡适所言，“自然”的爱国心，“古今中外稍具天良者”，皆能有之，不必劳未必真正爱国的封建统治者和军阀们去费心“发扬”。周明之先生在分析胡适《你莫忘记》一诗时认为，“胡适在此彻底否定了中国政府及其合法性”[26]，可谓知胡适者。陈、胡等人的真实命意，是不想让军阀政府“爱国”的宣传妨碍了近代民主主义的实施，这是陈、胡等新文化人政治思想的价值所在。然而当其在“爱国”问题上与军阀政府作对时，他们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难题：在列强入侵肆其暴虐的形势下，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即便如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是否与国民有着某些共同的利益？信守“中庸之道”的知识分子如严复、梁启超等人，在面对这一难题时，甚至不惜暂时牺牲民主主义的追求而将民族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寻求与袁世凯之类的统治者“合作”，去尝试实施“开明专制”。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人”当然不屑于这样做。但在潜意识的层面这两类知识分子是靠得很近的，故胡适才会有不忍弃父母之邦的表示。他写道：“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仁人之言也……吾亦未尝无私……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27]不过，“为宗国讳”与追求近代民主之间的分寸殊难把握，胡适等人在面临这一问题时常怀投鼠忌器的担忧，因而其言论及行为方式往往出现前后不能协调，甚至自相矛盾之处。研究胡适以及这一时期与统治者在“爱国”问题上唱反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
    甲午以后中国面临自有明以来数百年所未曾经历的巨大变局。历史的遗传性状，现实的致变因素，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思想的，情感的，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造就了一代异常杰出而又异常复杂的知识分子。处在变化的中国社会，他们的思想感情是变化的；处在复杂的中国社会，他们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这给后来的人认识他们造成了某种困难。显然，“单线性”的思维方式将不可能认知复杂的社会造就出来的如同陈独秀和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近乎诡谲的思想及其表达方式。近代社会固然也出现了几个丧失了个人良心、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读书人，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是真诚热爱自己的父母之邦、热爱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在清朝封建政权和北洋政府统治的时代，他们不愿意附和着去呼喊几句简单的“爱国”口号，是因为他们肩负着历史赋予的推进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民主主义的重大使命；在民族主义从一种思潮的鼓动发展成一场社会运动时，他们在情感上顺从它，但又努力在理智上超越它，这是因为他们几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利剑，既可以自卫，又足以自戕。他们不满足于普通层次上的“爱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要进一步谋求爱国之道。他们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选择上表现得有些犹豫彷徨，左顾右盼，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简单地作出非此即彼的决断，而企图谋求鱼与熊掌兼得的两全境地。这是非常困难的，因而愈显示出它的可贵。1916年9月，身在美国的胡适因忧国而作了一首白话小诗， 暗示了爱国也有如何爱的问题。他写道：“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倘有人爱他，更如何待他？”[28]能读懂这首小诗者，庶几能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之心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