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就“二十一条”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的前一天，胡适这样写道：“昨夜竟夕不眠，夜半后一时许披衣起，以电话询《大学日报》有无远东消息，答曰无有。乃复归卧，终不能睡。五时起，下山买西雷寇晨报读之。徐步上山，立铁桥上，下视桥下……忽然有感，念老子以水喻不争，大有至理……‘上善莫如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者’……以石与水抗，苟假以时日，水终胜石耳。”[18]对于自己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已经到了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地步，你能说这位“世界主义者”真的不爱国吗？昔孟子尝与淳于髡就天下沦陷应当援之以“道”还是援之以“手”作过一番发人深省的讨论，这位“亚圣”是反对像“嫂溺”而援之以“手”那样去拯救天下的[19]。孟子与淳于髡的分歧不在于“援”还是“不援”，而在于怎样“援”。其实胡适与他的留学生同伴以及大多数同胞的分歧也在这里。他所关注的不是“争”还是“不争”，而是怎样争的问题。显然，他是主张“援”中国以“道”的，而他此时认准的“道”就是“世界主义”以及他认为奉行了这一主义的“国联”会对日本侵略行为加以干预。今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批评胡适这一书生之见的迂腐和无济于事，但他的民族主义关怀，情发乎衷，溢于言表，他自己掩饰不了，别人也没有办法加以否定。正因为在他的情感和潜意识深处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关怀，所以当1936年7 月他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之时，他最终放弃了他崇奉了二十余年的世界主义，由“不争”转而“力争”，就是充当被后人讥讽的“过河卒子”，也义无反顾，在所不辞。
    与胡适一样，陈独秀在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时，尽管存在着意识层面理性的抑制，但潜在的民族主义情感仍然时有流露。他向往世界大同，但是在外敌入侵、国家民族面临危难之际，他的“世界主义”理想也可以同信奉同一主义的康有为一样，暂时让位于民族主义。不过，也许是已经意识到了其间隐含的矛盾，陈独秀在价值判断上巧妙地采取了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对折两分的做法。于是民族主义也就变成了扩张侵略的极端民族主义和自卫的民族主义两种。前面我们引述了他反对“爱国”的激烈言辞，这些言辞大多发表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之时，揆诸本意，显然并不是要反对中国人热爱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是要谴责日本人近乎疯狂的民族主义躁动。因而在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他明确表示，“为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爱国，无论什么思想高远的人，也未必反对”；“个人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人生存，没有什么罪恶。民族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族生存，也没有什么罪恶”[20]。“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家金瓯残缺，山河破碎，陈独秀感时伤事，以《金粉泪》为题，写出七绝诗一组共56首，对侵占东北三省的日本人以及沉醉于“六朝金粉”繁华古都南京的国民党政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抒发了自己的一片爱国之情。其中一首写道：“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依天骄；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度辽。”此时陈独秀已身陷囹圉，却将个人遭遇完全置之度外，所思所念，悉在国运，忧国之情，见诸梦寐，以致后来国民党政府在释放他时，也不得不承认他“爱国情殷”[21]。
    不过，也应当看到，“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毕竟是两个对立的政治思想范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宗奉这两种主义，因而与陈独秀、胡适一样，所有服膺了“世界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说他们尚存在民族主义的关怀的话，他们的民族主义大都只能表现为一种本能，潜藏于意识之下，对其思想政治行为起着某种支配作用。他们说不出何以如此行事，但却非这样做不可。一方面，他们这样做了，表现了他们忱挚的爱国之情；另一方面，理智却告诉他们在民族主义已经在世界上泛滥成灾的现实情况下，与其出来唱慷慨激昂的“爱国歌”，不如对着头脑发热的人们泼点冷水，唱几句反调。在一个人身上同时或先后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行为，两种政治行为的“作用当量”不可避免会因互诋而有所减弱，这应当不必讳言。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适的伙伴及同胞对他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但如果我们说这些批评并非全在理上，恐怕也同样不无道理。
    除了游移于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外，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两难选择，也是造成像陈独秀、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时而发爱国之幽情，时而哼“反中国”曲调的不容忽视的原因。近代国人谋求的民族自立之道，曾被学者概括为“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曲。这大抵是不错的。但是“变奏曲”老是成不了“协奏曲”，其间的原因，颇值得深思。近代以来将两者奏出了相对和谐音调的恐怕只有戊戌前短暂的几年。斯时康有为辈通过将西方近代民主制度（如议会制）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以及带有折衷色彩的君主立宪政治选择，化解了本来可能出现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紧张。不幸的是，戊戌政变以及庚子以后国人政治思想的激进化，将或许可以同时承担“救亡”和“启蒙”双重任务、具有中国传统中庸特色的变革路径切断了。作为激进化的一种表现，20世纪头20年，所谓“启蒙”，就是要宣传西方近代科学民主。传统中国的一切，均被视为封建专制时代产生并且只能为封建专制时代服务的“作品”，放在要打倒的位置。然而，被赋予了“救亡”重任的民族主义却不容许对自己民族既有的一切持如此轻率的否定态度。因为民族主义不仅是自我认同的，而且是排他的，它的“基本价值就在于对于民族文化与民族声望的关怀”[22]。从走向上讲，民主主义是西向的，民族主义却是东向的。同时肩负了救亡、启蒙双重重任的激进的中国政治家思想家往往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两难境地。胡适曾经将这种“两难”表述为是选择袁世凯还是威尔逊的问题。他在1917年3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王壬秋死矣。 十年前曾读其《湘绮楼笺启》，中有予妇书云：‘彼入吾京师而不能灭我，更何有瓜分之可言？即令瓜分，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其时读之甚愤，以为此老不知爱国，乃作无耻语如此。十年以来，吾之思想亦已变更。……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吾尝冤枉王壬秋。今此老已死，故记此则以自赎。 ”[23]王壬秋乃儒学耆宿，精于帝王之学，汉满之见甚深，所谓“去无道而就有道”或许有站在汉民族立场上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未必真如胡适之所诠释者。但胡适的这番话却无疑道出了晚王壬秋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双向选择上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