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戊戌时期湖湘士绅文化心态的转换戊戌前的湖南，地处内陆腹地，因交通不便，与外界很少往来。这里虽曾有过最早的以办洋务著名的高级官僚曾国藩、左宗棠等，有晚清第一个出使大臣，因洞悉洋务“本源”而成为叛逆的郭嵩焘，还有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魏源，但他们多为官在外，在家乡影响不大。故就乡土社会的广大中下层士绅来说，仍然是守旧势力的天地，在中外人士的评论中，都是以民气强悍，士风守旧著称。1898年《申报》评论维新前湖南时局时说：“湘中向不与外人通，读书积古之儒，几至耻闻洋务，西人所谓守旧之党莫湘人若也”。（注：《申报》1896年第8160号，1898年第9074号，第8923号，第8934号，第8938号，第9031、9074号，见融斋书院全年课艺题录，第9074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2年。）自19世纪60年代年以来，湖南士民与洋人的冲突就已层出不穷。地方官吏动辄借士绅之力以排外，“能言拒洋人者皆良民也”（注：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第997页，第990页，第994-995页，第993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4年版。），于是各地经常出现“绅民大哗”、 “聚众狂呼”、“投石以击之”（注：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第997页，第990页，第994-995页，第993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4年版。）的殴击洋人事件。以泄忿为快、为爱国，以拒洋人、洋事物入境为保乡土。70年代后期，长沙曾发生“欲怙众人狂逞之力毁撤机器局，约期集会”之事，“至是而民气之坏益不可支，至于动辄榜示揭督抚司道之名，指斥为勾通洋人”（注：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第997页，第990页，第994-995页，第993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4年版。）。在这种封闭观念之下，凡是与洋人、洋事有关的人和事，一概遭到攻击。郭嵩焘出使归国，长沙官绅不许所坐轮船进省河，大街上揭帖指名骂为“勾通洋人”，甚至“自巡抚以下傲不为礼”（注：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第997页，第990页，第994-995页，第993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4年版。）。民风强悍并不一定是坏事，但由于地方大吏的昏顽，被引向了盲目排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90年代。1890年，张之洞奏设电线施工到湖南时，“澧州绅民，群起反对，拆毁电杆，致使工程停止”（注：《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修订本），《湖南省志》第一卷，第138页，第133页，第134页，第152页，第151、152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1895年，具有改革意识的陈宝箴到湖南任巡抚，招商股创设火柴公司，“殷实绅商……入股者甚少，历一年之久，仅得散股两千两”（注：《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修订本），《湖南省志》第一卷，第138页，第133页，第134页，第152页，第151、152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奏设矿务总局“招股开矿”，也因“招商股困难”，不得不转向“厘金、善后、房捐各局借款”（注：《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修订本），《湖南省志》第一卷，第138页，第133页，第134页，第152页，第151、152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直到维新变法前夜，士绅们对洋人洋事的态度仍停留在简单地排拒抵制，逞一时快意的阶段，以至1897年春天，长沙城还出现书院士子“聚众400人，？{至藩署，迫令藩宪”（注：《集成报》第1册第38页，第36页，第25册第1415页第4册第265页，中华书局影印本。），驱逐一游历之外人出境事件。
    1897年，维新变法进入高潮。强劲的思想解放潮流，使湖湘士绅的观念、心态受到了冲刷和更新。维新期间的湖南，除著名维新志士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等外，还有一批以巡抚陈宝箴为首的上自封疆大吏，下至普通士子笃好经世之学赞同维新变法的官绅群。其中包括前后任学政江标、徐仁铸，从湖北跑回家乡赞助新政的熊希龄，以及湖湘名儒皮锡瑞等。“官绅同志”（注：《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84页，第113页，第96页，第82、83页，第96、101、107页，第75页，第112页，第80页。）开学会，办报纸，创立学堂。尽管他们中学术见解、政治主张尚存差异，但学西方变法维新是共同的。湖南在他们的推动下，士风民气“丕变之急，冠于行省”（注：《集成报》第1册第38页，第36页，第25册第1415页第4册第265页，中华书局影印本。）。
    1898年春，新任学政徐仁铸连续颁布《学院手谕》和《湘士条诫》，训导诸生务蠲积习，辨忠勇之真谛，不要逞“一时之快意”，“聚千百为群……一概寻仇”（注：《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他以经世实学相开导：“学由志立，立志为章句之学，则博士而已，志为文藻之学则词客而已，志为嗜奇抉僻之学则古董而已。所贵乎学者，贵其以至实之学通乎一时至钜之政”，“吾华处世积弱，自强之计在……精究当务，勉成材器，藉济时艰”。并以“观风试”相督责，要求诸生用“俚俗之文，著为歌诀，散布习诵，潜移默化”（注：《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以转移民风。南学会开讲大会上，陈宝箴激励大家：今中国“以天下数万里之大，四万万之众，不得与欧洲诸国比，岂非吾辈之大耻乎？今湘人见游历之洋人则群起噪逐之，抛掷瓦石殴辱之，甚欲戕真人而火其居，不思政教不如彼，人才不如彼，富强不如彼，令行禁止不如彼……不更可耻之甚哉？夫善战者，师敌之长而制之……”（注：《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皮锡瑞在南学会讲课中，以苟践事吴和普法战争故事作比喻，告诫大家“无好小勇”，专恃武力者，“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忠义之士要雪仇耻，当有此等坚韧之力，非可徒恃意气”（注：《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84页，第113页，第96页，第82、83页，第96、101、107页，第75页，第112页，第80页。）。主政当局倡导于上，学堂、学会、报纸宣传于下。南学会还组织答疑辩难，内容从工商议院到天文地理，学会、公司，无不涉及。主讲人逐项批答并载诸《湘报》。皮锡瑞日记载：“宣讲外，每日有人来问学者，随到随见，有献疑投匦者，逐项批答。”（注：《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84页，第113页，第96页，第82、83页，第96、101、107页，第75页，第112页，第80页。）学会还采用现代教学手段--放映幻灯，南学会“每月演影灯两次，特请时务学堂教习按图讲论”（注：《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内容有“英国伦敦王宫、街道、桥梁、饭店、马车、小轮船、火器库及狮、象、海鸟、驼鸟之类”（注：《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84页，第113页，第96页，第82、83页，第96、101、107页，第75页，第112页，第80页。）。《湘报》更将派专人采集到的国内外新政要闻，大至民权议院，小到日用电灯、医院、缠足，广泛而及时地进行报导。正如梁启超所说：“起天下废疾者，报馆也。”“广译五洲政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亡弱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注：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40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学会、学堂、报纸等传播媒介，在久居闭塞之乡的湖乡士绅面前，展示了一个崭新的外部世界，士气民风不能不发生剧变，一个趋新的热潮骤然兴起。能容300多个座席的南学会，每次宣讲都是“听讲凭单，索者甚众，早已发罄”，室内“几无隙地”，以至使皮锡瑞深深感叹：“如此寒天，听讲者犹几满，湘中人可谓好事。”（注：《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84页，第113页，第96页，第82、83页，第96、101、107页，第75页，第112页，第80页。）“好事”，是湖湘人士追求新知新学热情的反映。他们盛赞学会“足以蠲除积习，开拓心胸”（注：《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是“千载一时之盛”（注：《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建议将学会“由省推之府，……府推之县，……县推之乡镇”，“开通官绅士民之气”，使西人不得以“野荒半开化”（注：《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侮我、挟制我。在南学会带动下，各府州县各种学会风起。这些不同称号的学会，虽有的规模不大，学习内容大同小异，但多数“都有新设施”（注：《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修订本），《湖南省志》第一卷，第138页，第133页，第134页，第152页，第151、152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有自己的特色。如郴州学会、明达学会，除购置时务诸书供借阅研读外，还筹设学堂，延师教授。郴州学会还仿泰西创设博物院陈列中国土产，设体育场锻炼身体。衡州任学会设有“格致书室”。延年会、不缠足会以革除恶劣陋习，移风易俗，养成新的生活态度为宗旨。（注：《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修订本），《湖南省志》第一卷，第138页，第133页，第134页，第152页，第151、152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至于天文地理、中外时务、声、光、电、化等科学知识的讲授和演示，更把人们的观念导向理性。1898年春《湘报》有一则消息：“……湖南去年甫经设立（电线），偶值春雨，乡间谣传是洋人以电线害我，绅士拟请官示禁……”（注：《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这则报道说明，接受新思潮的士绅们，已经开始摆脱几千年生根于自然经济的“蛟水淫雨”、“挖目剖心”等荒诞愚昧观念。理性的态度更表现在排除妨碍正确估计传统文化价值的狭隘感情因素，摆脱“中国中心”、阿Q式的自大观念。湖湘士绅进一步懂得了宇宙之大，万国争衡，“文明野番无定界”（注：《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以国势、政体、人心风俗比较而成。“中国者，礼仪文明之记号；夷狄者，野蛮土番之记号，非独唐宋以来斤斤夷夏之界者”（注：《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处万国森列之时……仍以为舍我之外必无天地，舍我之外必无教化”（注：《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是自欺之谈。南州熊崇熙撰文谈《中国自救莫如大开通商口岸说》，认为有志之士“当整饬农工，开关通市，以商力争衡五洲”。他列举开关通市有六大好处，“成招商之举以挽回利权”，大开“轮船、铁路、制造、纺织各厂”可以使“制造日盛……百产流通，圜圚殷富，商贾络绎”，可以“便民生”，可以“破辽弓之见，楚豕之说”（注：《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使官智、士智、民智日开。这个认识是高水平的，不仅打破了中国人“自居于中国而夷狄人”的传统观念，承认落后；而且以开放的心态，从加强中外接触交流，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开埠通商的作用，在当时可算得是远见卓识。“官绅同志”声势浩大的宣传、学习，使社会上一个广大的中下层士绅群体受到了初步的启蒙洗礼，开始走向理性，走向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