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念、心态的变化，既是动力，本身又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构成--人的现代化。1898年湖南秋闱试题，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士绅们观念更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长州府关于《近人条奏商埠铁路矿务，中国应自行开辟并招洋股以弃为取有益无损》等；永州府关于《君主民主君民共主说》、《列国岁政公义说》、《日本变政本末考》、《湘粤铁路他日告成桂阳当得何种利益》、《欧亚南北分界处考》等；衡州府关于《美西构兵试援公法以定其曲直》、《铁路为理财要政说》、《西人曾用日光报以利军事见于何国》、《自强不息论》等。从这些试题可以看出：其一，内容新。考题广泛地涉及了国际史、地、政事以及理化等近代科学知识，这是前所没有的。其二，均为评述题，要求考生不仅要有较为广博的涉猎，而且还要阐述自己的见解，非三言两语可以完卷。而与之同时的苏、鄂等地却还在考“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注：《申报》1896年第8160号，1898年第9074号，第8923号，第8934号，第8938号，第9031、9074号，见融斋书院全年课艺题录，第9074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2年。），“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注：《申报》1896年第8160号，1898年第9074号，第8923号，第8934号，第8938号，第9031、9074号，见融斋书院全年课艺题录，第9074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2年。），“寇准请幸澶渊赋以望见御盖欢呼为韵”（注：《申报》1896年第8160号，1898年第9074号，第8923号，第8934号，第8938号，第9031、9074号，见融斋书院全年课艺题录，第9074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2年。）。武昌府试题稍有新意：“农学论”，“西洋艺学论”，以汽车作赋，轮船、铁路、千里镜为诗。但考场却是“诸生扭于旧例，皆携带庸烂时文，高头讲章，藉供临时抄袭之用”，而对这些带新意的题目“几搁笔不能成一字”（注：《申报》1896年第8160号，1898年第9074号，第8923号，第8934号，第8938号，第9031、9074号，见融斋书院全年课艺题录，第9074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2年。）（注：《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84页，第113页，第96页，第82、83页，第96、101、107页，第75页，第112页，第80页。）。地近通商口岸上海的松江融斋书院，1898年全年月课季考全仍往昔之旧（注：《申报》1896年第8160号，1898年第9074号，第8923号，第8934号，第8938号，第9031、9074号，见融斋书院全年课艺题录，第9074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2年。）。其三，反映了出题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如果说科举乡试反映的是下层乡土社会诸生群的状态，命题主考的徐仁铸等则属于具有高层次传统学术素养的群体。他以地方大吏身份主持废八股、讲时务可以是“奉旨”的，但在正规科举考试中以“君民其主”、“议院”出题课士却属个人意向，这不能不说明他思想深层的变化。皮锡瑞在南学会不仅讲“经世”，讲“西学中源”，而且讲义利，论事功，用近代尚竞争、功利主义重新解释传统的功利观。他的儿子皮嘉祐在《湘报》上连载“平等说”，大讲平等、议院，“人人有自主之权”，宣传“贵贱不分”，“君民共治”（注：《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据《师伏堂日记》：“吉儿作平等说，为之改易数处”〔54〕的记载，这篇文稿还是经过皮锡瑞亲自点改的。戊戌时期湖南资产阶级维新派喉舌，满篇平权、自由、民主政治的《湘报》，也受到身为封疆大吏的陈宝箴的特别关照，亲自批准由官府“提款津贴”，使这份报纸“取值枉廉，仅收工本纸张之费”，对家乡僻壤，还由“报馆捐报数份……张贴于壁，以供乡人阅览”（注：《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修订本），《湖南省志》第一卷，第138页，第133页，第134页，第152页，第151、152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转型期的人和事是复杂的，社会地位、思想主张和政治态度不一定同步。新和旧，进步与保守，对于具体的人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为著名学者的皮锡瑞，由今文学“经世”而赞同变法维新，他推崇康有为，欣赏梁启超、谭嗣同的思想和文章，主讲南学会，却不同意谭等把南学会办为“议院规模”（注：《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84页，第113页，第96页，第82、83页，第96、101、107页，第75页，第112页，第80页。）。戊戌政变发生，徐仁铸也曾一度为自己解脱。这一切正体现了转型期的特点，并不影响他们的“开风气”之功。
    四、结语（一）戊戌时期湖南的变化说明，近代中国的自救之道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富国强兵，更具实质性的任务应该是尽快实现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近代转型。而文化不更新，社会转型就难以启动和继续推进。戊戌变革开始全面地接触了这个问题，湖南也因解决较好而成为全国“开风气之先”的地区，被誉称为“西报以日本为东方之英人，今湖南殆吾华之日本矣”（注：《申报》1896年第8160号，1898年第9074号，第8923号，第8934号，第8938号，第9031、9074号，见融斋书院全年课艺题录，第9074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2年。）。当然，湖南的这一点变动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更新，也远未及推导出整个社会的转型，但启示却是宝贵的。（二）戊戌时期湖南的变化还证明，挑战来自外部，但如何回应却取决于内部。传统并不一定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这批推动风气的人们无例外都是从传统起步的。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必有其内在的生命力。借用钟叔河先生《走向世界》丛书中的一句话：“中国自己有力量”。任何文化都有优秀和糟粕，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更新应该是以两种文化的优秀部分为基础。正是那些对传统无知、对外部世界茫然、对民族命运冷漠而且大权在握的醉生梦死者，他们接受洋大人的钟表玩具乃至洋烟，却不许中国人发展自己的经济。这不是文化保守问题，这正是王朝末世沉渣泛滥的表现。正是这股势力，扼杀了湖湘地区文化的启蒙和社会转型的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