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士绅文化心态转换启动了社会转型吕思勉先生在评论蔡元培先生的历史功绩时曾说过：“风气是推动时代的巨轮……所谓其机甚微而所动者大”，“非此中消息先有转变，时局是不会有转机的”〔35〕。自西方列强东侵以来，近代中国，新旧相形，情见势拙。社会要求走向近代化，并要求文化更新与之同步。戊戌时期的湖南，体现了这一规律，士绅们文化心态的转变推进着湖湘社会近代转型的启动。维新期间，湖南有几大求新求变的热潮，集资办学堂、学会，集股办公司。一方面是大张旗鼓地兴学改课，废八股时文；与此同时，修铁路、开内河航运、兴办各种公司的集股活动也成为热点。1897年，王先谦等“诸绅公议集资”设立种桑公社，于沅江岸淤地“种桑二万亩”（注：《集成报》第1册第38页，第36页，第25册第1415页第4册第265页，中华书局影印本。）。同年春，蒋德钧、熊希龄等筹办湖南内河轮船，禀请张之洞立案。经湘鄂两省绅民多次磋商，公举董主持集股等事，于1898年4月正式通航。（注：《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修订本），《湖南省志》第一卷，第138页，第133页，第134页，第152页，第151、152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这时，清政府正在筹建粤汉铁路，原计划线路取道江西直达广东。湘省士绅积极请缨，要求由湖北“折而入湘”。他们派出熊希龄、蒋德钧赴湖北与张之洞、盛宣怀往返交涉（注：《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修订本），《湖南省志》第一卷，第138页，第133页，第134页，第152页，第151、152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注：吕思勉：《蔡孑民论》，《蔡孑民先生纪念集》第83页，第85页，浙江新阵地图书社，中华民国三十年。）。为促成此事，巡抚陈宝箴特致电张之洞，称“湘人素怀忠义，近来士绅通晓时务，不泥故见”（注：《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湘鄂粤三省绅商联名呈请会办，表示“愿合群兴办……倘蒙俞允，由绅等妥议，勘路招股购地用人，尅期并举”（注：《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湘报》撰文《论湘粤铁路之益》（注：《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学政徐仁铸“观风试”以“创修湘粤铁路议”为题（注：《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南学会发动讨论。好一个官绅大动员。而同时、同事，以得风气之先，通商几逾半个世纪的广东，却拒绝修路。《湘报》43号“粤督力阻修铁路”条报导：粤省因昭信股票和铁路股票难以并举，“其由广州至湖南境上……奏请停办广东铁路”（注：《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多么鲜明的对比！19世纪90年代末，中国创巨痛深，各种兴办都面临着公私竭蹶，筹款之难，普天同致。昭信股票是清政府在全国发行的，湖南也不例外。为解决路款困难，士绅曾多次集议，颇费周折。他们估计从汉至湘，湘至粤“约计二千余里，需二千万金”，“拟条陈以为宜先作歌劝乡愚，通饬各州县，勘界买地，不发钱，且发股票，较易举”（注：《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84页，第113页，第96页，第82、83页，第96、101、107页，第75页，第112页，第80页。），准备采用全社会总动员，商股民股并行，以股票代现金的变通办法。这场请修铁路的行动，不仅表现了湖湘士绅对待新事物的热情，而且是梁启超、谭嗣同等关于“合群”的近代观念深入人心的体现。维新高潮中，湘乡监坐张本奎集资创设化学制造公司，蒸制樟脑，“邀集股本银一万两”（注：《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修订本），《湖南省志》第一卷，第138页，第133页，第134页，第152页，第151、152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当年即投产；龙阳商会“会合富商”集股设立水利公司，购办“吸水大机器”解决因阴雨水淹“农事之倒悬”。他们在集股“章程”中说：“西人之富由于商可济农，中国之病由于农商不通，……本公司拟联农商为一气，共立富强之基，故以商会而救农弊，识时君子当不以越俎代疱见诮也。”（注：《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投资热潮，集股办公司，既是湖南近代工商业的发端，又是资金拥有者突破小农经济村社封闭思维模式的表现，而“联农商为一气”，“以商会救农弊”，更属可贵而富远见的近代意识。它说明，观念的变化，是社会转型的强大启动力。观念转换带动了湖湘社会百业齐兴。浏阳茶叶“制造亦参仿新法”，“以小轮船拖茶船，以机器制茶饼……恃洋商独登之垄断，收华人已失之利权”（注：《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25号《湘报》曾登载“湖南商办矿务表”一份，计从1896年到1898年3月禀准开办铜铅等稀有金属矿的共有20家，其中17家就禀办在维新高潮的1897-1898年，表中还注明“寻常煤铁任商自行开采……虽有禀不列”。至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不仅风行工商各业，连书店、报馆都在《湘报》上登广告招股。这一切和十几年前、几年前阻止轮船进省河，焚机器局、拆电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