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高丽太祖王建继新罗王业维持其高丽统治，驯服高丽人，又推行了一整套以佛治国的新措施，即把佛教强行规定为国教，并以中国佛学的华严、天台、慈恩、禅寂、南山等五宗的教旨为具体理据，以此来持续了五百多年的统治。当时，高丽统治者意识到中国的阴阳和五行说与风水说对治理国家有更重要的意义，于是又信奉阴阳五行说。正当此时，谁也没有预料中国儒学也在悄然兴起。高丽文宗时期有个叫崔冲（字浩然，号惺斋、月圃，任国史修撰官，创设私塾，致力于儒学教育，誉为“海东孔子”）振兴儒学，并设立九个私塾传授儒学，然后由他的儒门十二徒在全国各地设斋大力传授儒学经典及中国宋代的朱子学。这对于高丽王朝以佛治国威胁甚大，导致高丽时期佛教处于冷落，接着高丽王朝也在无形的压力下告终。简言之，高丽王朝以佛治国的思想统治了较长时间，但它终究无法抵御儒学思想的传播，更无法阻止儒学经典的输入和汉文化的渗透，这就为李氏朝鲜的创立奠定了思想意识和文化承继的基础。
    6.第三时期是实现儒学时期。这个时期是在朝鲜历史上吸收和传播儒学和儒学经典的最佳时期，也是汉文化对朝鲜文化积淀和跨文化传通，以及朝鲜民族文化昌明的黄金时代。
    据史料记载，早在周武王封箕子（又称奇子）于朝鲜之前儒学已通过部分知识人士传入朝鲜。大约公元前3-4世纪汉字汉文在朝鲜统治阶层广为使用。例如，在当时上流阶层根据尊孔学儒之需要用汉字记录朝鲜语言（乡札）；后来，又出现“吏读”和“口诀”。到了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满开疆拓土在朝鲜设置汉四郡之后，汉字汉文化随儒学经典通过中国学者、商人和游民大量传入朝鲜。例如，中国儒学经典《五经》、《史纪》、《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春秋》、《玉篇》、《字统》等汉文书籍已传入朝鲜。
    7.据朝鲜史书记载，早在古朝鲜三国时期已经大量吸收和使用汉字，后又高丽王朝到李氏朝鲜发展了这种状态。当汉字汉文传入初期先人们视汉字汉文为外国语，但是在高勾丽时期传授儒学时意识到没有自己文字的情况下只能使用汉字汉文。例如，高勾丽第二代琉璃王为他的妻子写的《黄鸟歌》就是一个佐证。这首诗是仿中国《诗经》四言体而写成的汉文诗。原文是“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又据《朝鲜通史》记载，公元一世纪初就有朝鲜人背诵《诗经》、《书经》、《春秋》等中国的儒学经书。又如，《三国史纪》卷20记载，“婴阳王十一年诏大学博士李文真，约古史为新集五卷（用汉文撰写）”。高勾丽17代小兽林王二年，随着儒学的广泛普及，即设立“太学”传授中国的儒学，先后创堂、私塾，并规定凡未成年男子必须习读儒学经典。
    8.百济从建国初期就普及和使用汉字汉文，并设立儒学教育机构“国学”大力传授汉文化。例如，百济近肖古王三年，诏汉学博士高兴用汉文编撰《百济书记》。新罗虽然接受汉文化较之高勾丽和百济稍晚些，但统一后为了强化统治，在两班阶层传授儒学。不仅如此，早在六世纪初就把国号和王号改称汉字式，又把全国地名改写成汉语式地名。公元七世纪设专门传授儒学经典的教育机构，八世纪末又实行读书三品制的选用官吏的考举制。《三国史记·新罗本记》记载，“王深然之命，大阿餐居柒夫等，广集文士，俾之修撰”，即用汉文撰修新罗国史。到了高丽时期又创立“国子监”实行科举制推动了儒学的发展。高丽仁宗时国子监明确规定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并确定考试有制述，以诗赋为科举考试形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为必考课目，凡及第者授予红牌，由国王亲自诏见择贤。由此可见，中国儒学经典传入朝鲜离不开汉字汉文，同时汉文化的传授又推动了儒学的传播。
    9.在朝鲜历史上使儒学思想达到高峰的则是李氏朝鲜时期。据记载，李氏朝鲜的始祖李成桂为巩固中央集权制推行“崇儒抑佛”和“崇文轻武”的国策，在全国兴起了儒学热潮，同时又派留学生到中国学儒取经，有的在中国中举做官，有的同中国学者编写创作了不朽的诗文。李氏朝鲜之所以崇儒抑佛，重视汉文化，是因为当时东亚诸国中汉文化是唯一先进的，这对当时还没有自己文字的国家而言，使用汉字汉文传授儒学经典也是必然的。因此，李氏朝鲜实现儒学思想，接受汉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下面举两例）。
    10.朝鲜著名朱子学家李滉（1501-1570），誉之为东方朱子学者。字景浩，号退溪、陶叟，历任博士修撰，两馆大提学等职。李滉的儒学思想是当今东西方，乃至于世界儒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人物，因而韩国学者李家源称颂“退溪先生之修己治人的真诀备载焉。以仁义礼智信为德理，究竟归结于敬之一字”。李滉之所以赢得后人的赞誉，主要在于他的仁义、社稷之儒学思想对当时的朝鲜思想史影响甚大。例如，他一方面潜心研究正统的朱子学，一方面又左右着李朝儒学界。值得一提的是，他所著的《心经释义》、《朱子书节要十卷》、《理学通录十一卷》、《四书释义》、《启蒙传疑》、《三经释义》、《圣学十图》、《古镜重磨方》等书籍全面反映了他的思想体系。以及“四端七情”对后来的儒学界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他的学说对日本，即日本明治时代的教育理念及教育思想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东亚儒学界尊李滉为“古今绝无之真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