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美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空前的“冷战史学”热，笔者这几年恰好在美国访学，收集了不少资料，现仅就此整理概括如下。
    一、关于冷战的起源与性质
    关于冷战的起源与性质，概括地说，苏联解体之前美国学术界大体流行三种观点。一种是正统观点，产生于40年代冷战开始之初，认为冷战是斯大林发动的，是“斯大林的战争”，美国从事冷战是被迫的、自卫的，“是自由人民对共产主义侵略勇敢的回应。”（威廉姆·海兰德：《冷战结束了》，美国《时代》周刊著作出版社1990年版，第5 页）。第二种为“修正主义学派”，它产生在50年代末，偏重于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认为美国外交的悲剧在于理念与行为之间的矛盾。理念上宣扬自决，但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在一些国家反对自决；鼓吹经济自由，却又力图控制别国经济。该学派被正统学派攻击为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学派。 第三种为声称要进行综合分析的“后修正主义学派”， 产生于70年代，认为二战后苏联的行动是“矛盾的”、“反动的”、“防御性的”、“谨慎的”，其能力是有限的；杜鲁门政府歪曲了苏联的行为，忽视了斯大林的保守主义，夸大了苏联的威胁，错误地把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看作是苏联扩张共产主义的工具，导致了韩战、越战，并与第三世界的独裁者结盟（约翰·加迪斯：“冷战的悲剧”，载美国《外交史》季刊1994年春季刊）。对这三种观点纽约市立大学人类学教授阿瑟·小施莱辛格概括为“40年代和50年代的正统观，把俄国人看作是坏人、反面角色；60年代的修正主义者，把美国人看作坏人、反面角色；到80年代……后修正主义的综合分析的出现……历史开始从一个战斗的武器转为努力分析确定结构窘境和理解敌对双方的关系”。（“冷战的一些教训”，载《外交史》1992年春季刊）。
    苏联解体后冷战最终结束，人们有可能回过头来全面冷静地考察这一历史，首先是关于它的起源和性质。1992年春夏，美国研究外交史的权威杂志《外交史》季刊连续两期刊载20余篇论文，对冷战史进行讨论，其中有不少文章探讨了冷战的起源。此后继续大量载文讨论。美国退休外交官、布鲁金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雷蒙德·加特霍夫在“冷战产生与结束的原因”一文中认为冷战的根本原因是苏美双方都相信被历史所强加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苏联领导人相信共产主义最终将在全世界获胜，苏联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先锋队，历史决定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必然采取反对他们的敌对行动。西方领导人则估计苏联决心要增强其力量并不择手段地推行扩张共产主义的政策以图建立一个由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世界。每一方都认为由于对方的现实存在而不得不投入斗争（《外交史》1992年夏季刊）。阿瑟·小施莱辛格在“冷战的一些教训”一文中认为美苏两国是站在根本对立的原则基础上的，他们在人权、个人自由、文化自由、文明社会的作用、历史的方向以及人的尊严这些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上的分歧使他们分裂，每个国家都把对方看成是和自己的本质永远敌对的。阿拉巴马大学历史学教授霍华德·琼斯与阿肯色大学外交史教授兰德尔·伍兹合写的“冷战在欧洲与近东的起源：最近的历史编纂与国家安全因素”一文认为必须从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全面考察冷战的起源。最近的研究表明冷战是由多种复杂因素综合引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东、西方在相互极不信任以及二战造成的混乱状态下为谋求各自的安全引起的（《外交史》1993年春季刊）。
    关于冷战在东亚的起源，1993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奥德·韦斯坦特的专著《冷战与革命：苏美竞争与中国内战的起源》。作者认为冷战在东亚始于中国共产党获胜或韩战。1945年8 月美国许多高级官员已看到罗斯福关于美苏在东亚合作的计划过时了，看到苏联对中国的要求是侵略性的，认为中共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力图避免苏联红军登陆日本并遏制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到1946年中，苏美两国领导人都看到中国的内战与美苏在欧洲和中东的利益冲突相联系，美苏在东亚的冲突不可避免。
    在论及冷战的性质时，约翰·加迪斯在“冷战，长期和平与未来”（《外交史》1992年夏季刊）一文中认为所谓冷战正如杜鲁门总统所说是“民主与专制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雷蒙德·加特霍夫在前引文中认为冷战具有意识形态斗争和地缘政治斗争双重性质。阿瑟·小施莱辛格则认为冷战“意识形态的冲突大于地缘政治的冲突”。罗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勒在“静悄悄的灾变：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后果”（《外交史》1992年春季刊）一文中更大胆地把冷战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