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中、近东的影响。伯纳德·刘易斯在《对外事务》1992 年秋季刊上发表题为“反思中东”一文，认为冷战的结束导致了中东地缘政治的重新界定并使美国不再在这一地区扮演帝国主义的角色。美国在中东的主要政策成为阻止该地区出现地区霸权主义。然而尼基·凯迪在《外交史》1992年冬季刊发表题为“冷战的结束与中东”一文认为冷战的结束对中东并未带来任何重要变化。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始终比苏联大，苏联在该地区对西方利益威胁的消失并没有减少美国在该地区的出现。但由于冷战的结束与共产主义威胁的消失所产生的几个因素可能影响中东：东欧共产党政府及其援助的消失；前共产党国家民主的上升；西方左翼分子放弃共产主义理念；美苏竞争以及一个与美抗衡的超级大国的消失。《外交史》同期刊载的布鲁斯·卡尼霍尔姆“冷战在近东的结束：它对历史学家和决策者们意味着什么”一文认为波斯湾战争表明近东的后冷战环境。苏联的没落、美国的专横，引起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重新思考他们的对外政策。历史学家们必须认识该地区的新趋向。决策者需要了解该地区的历史，当今该地区发挥作用的各种政治力量，就共同的国际目标取得一致，并当突发事件出现时灵活处置。
    4、对亚洲的影响。1992年11月27 日《探索者》杂志发表一篇题为“超级大国的战场”的文章指出，冷战对大部分亚洲国家产生严重的经常是破坏性的影响。虽然两个超级大国并没有相互公开战斗，他们各自支持亚洲国家敌对的一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美苏间接斗争的两个实例。另一篇题为“中国的作用”的文章指出冷战期间中国被认为是亚洲政治的焦点，美国始终注视着中国的政治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中关系受到美苏关系的左右，由于苏联威胁的增长两国不得不进行谈判走到了一起。
    5、对非洲的影响。《国际事务杂志》1993 年夏刊载卡罗尔·科林斯的文章“冷战来到非洲：科迪埃与1960年刚果危机”，指出联合国在解决1960年刚果危机时由于联合国官员安德鲁·科迪埃的冷战偏见而导错了方向。他们把刚果的冲突看作是东西方冲突的一部分，拒绝支持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迫使后者寻求苏联的支持，而联合国与西方支持了刚果的独裁者。
    第五，关于冷战的教训。
    阿瑟·小施莱辛格在“冷战的一些教训”一文中集中讨论了冷战的教训。他归纳总结出冷战有6个主要错误也即教训：过份地解释、 夸大了对手的动机和行为；执行了僵化的冷战政策，把冷战政策过份地制度化了；轻妄地预言未来，忽视了历史的多变性；普遍地狂妄自大，自以为是，不能客观地看待自己，把冷战看作只是美苏表演的双边游戏，忘记了欧洲国家的参与；把冷战看作是一方得益另一方遭损的竞争，实际上它最具有集体自杀的性质。
    三、关于冷战的一些人物与事件
    这也是近两年美国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既然冷战结束了，随着冷战中一些秘密档案材料的曝光，对冷战一些当事人和冷战中一些事件的评价与再评价也就被提上议事日程。
    1、对人物的评价。
    这方面首先是对几位美国总统的评价。安东尼·多兰在《美国企业》杂志1993年3－4月这一期上发表“精心推敲的辞句：里根的‘邪恶的帝国’”一文指出，许多分析家谴责里根总统任职期间关于苏联发表了一些不谨慎的言论，如把苏联称为“邪恶的帝国”。但他的言论实际上经过仔细推敲并对结束苏联的共产主义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他利用总统府的讲坛谴责苏共的谎言欺骗与野蛮镇压。与此同时在外交上主动出击，加速了冷战的结束。里查德·莱鲍和贾尼斯·斯坦在“里根与俄国人”一文中指出，有人认为里根加强军备的政策导致了冷战的结束，实际上它延长了冷战（《大西洋杂志》1994年第2期）。
    杰里尔·罗莎蒂在《总统研究季刊》1993年夏季刊上发表“吉米·卡特：一位走在时代前面的人？第一位后冷战总统的起落”一文。认为卡特总统是抱着取代几位前任的冷战政策上台执政的。他提出了第一个后冷战对外政策。但该政策在其任期结束时遭到破产。戈尔·维达尔在“肯尼迪的战争游戏”一文中认为肯尼迪为了赢得冷战进行了美国历史上第二个最大的军备建设。他入侵古巴和老挝的军事冒险遭到失败，他为了显示政治上的果断使美国投入了越南战争（《新政治家与社会》1993年1月26日）。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罗伯特·迪万的专著《人造卫星的挑战：艾森豪威尔对苏联人造卫星的回应》。作者指出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美国一片恐慌，只有艾森豪威尔总统保持镇定并知道美国在科学技术和武器方面远远超过苏联；只有艾森豪威尔看到赫鲁晓夫为美国未来的侦察卫星提供了合法的先例。作者赞扬了艾森豪威尔对苏联人造卫星的低调的通情达理的回应，但批评他没有看到宣传的重要性，没有通过宣传消除美国人民恐惧心理，结果开始了由于无知而造成的长达10年军备竞赛。
    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在《对外事务》杂志1994年5－6月刊上发表“遏制的反思”一文，对遏制政策的设计师乔治·凯南及其遏制政策进行了评价，指出45年前乔治·凯南以“X ”署名在本刊上发表的文章给美国构勒了一个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长期斗争的蓝图。“遏制”只有在苏联制度的崩溃与转变后才能结束。遏制指导了美国政策，凯南成为最早最直接地预见到苏联垮台的人。里查德·巴尼特在《外交史》1992年春季刊上发表“平衡的一页：李普曼、凯南与冷战”一文认为冷战的结束对考察乔治·凯南和沃尔特·李普曼的美国对苏政策提供了好机会。凯南在1947年提出遏制政策，同时也指出由于本身生来具有的问题苏联的统治最终会没落。李普曼反对遏制，但也正确地预见到该政策对美国会产生消极的政治、道德和经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