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议会在协商中掌握了主动权，国王获得税款的同时必须相应付出代价，即给纳税人以“回报”。税款与回报是互为条件的，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割裂的[（42）]。回报的实施具体表现为“补偿”（regress）原则的贯彻，而贯彻的结果使纳税人或议会（主要是下院）获得了众多的权益。这些权益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就某一具体问题要求国王做出合理的解决，如改善不公正的待遇，改正司法审判中的错误判决等。另一类则属立法创制的内容。国民以请愿书的形式提出法案，参与立法活动，从而获得立法创制权。
    14世纪以后，土特产品的贡纳因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地租折算而由实物改缴货币。而随着赋税制度的演变，这种货币地租在与其它税项的转化组合中逐渐丧失了特权性质，而具有了协商特征。
    综上所论，基于帝王、国家和政府之间的不同关系，“强权征收”成为中国封建赋敛的主导形式，这种形式不仅贯穿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而且随着专制制度的强化而日趋加剧，这反映了中国封建赋敛的专断随意性特征。西方封建社会不同，赋税征收在封建社会前期主要依据特权，后期主要依据协议。但无论“特权征收”还是“协议征收”，都强调法制原则，注重纳税人权力，这使西欧封建赋敛具有相对鲜明的民主程序化特征。而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由特权征收到协议征收，形成了一条逐步合理化的发展路径，这与中国封建社会征收方式的变化大致呈相反走向。
    注释：
    ① （12） （18）C.Webber and A.wildavsky,A History of Taxation andExpenditure in the western world,Newyork,1986,Chapter Four.pp148-149,175.
    ②参阅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
    ③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
    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⑤《盐铁论·备胡》。
    ⑥《荀子·议兵》。
    ⑦《韩非子·喻老》。
    ⑧荀悦：《申鉴·时事二》。
    ⑨《陆宣公集》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
    ⑩曾肇：《曲阜集》卷1，《上哲宗论君道在立己知人》。
    （11）参阅《财政本质问题论文集》叶振鹏、何振一、蔡次薛文，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
    （13）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0页。
    （14） （15）J.H.Mundy,Europe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1150/1309,Essex,1983,P378,386.
    （16）费多罗夫：《外国国家和法制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17） （33） （35） （36）B.lyon,A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History ofMedieval England,NewYork,1980,PP502,394-395,387,550
    （19）沈汉、刘新成：《英国议会政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20）《周礼·职方氏》。
    （21）《汉书·高帝纪》。
    （22）《通典》卷六《赋税下》。
    （23）《汉书》卷六《武帝纪》“元鼎五年九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