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开化”是明治时代日本近代化的纲领性口号，其主导精神是：主张求真务实，反对空谈性理；主张学习西方，反对“慕华贱夷”；主张对外开放，反对闭关锁国；主张自由平等，反对等级伦理观念。但这一口号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江户时代（1603～1867年）随着日本国内、国际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动，随着日本人对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而萌发的。探寻文明开化思想的渊源，有助于把握近世日本意识形态分流迁变的基本线索和探寻日本近代化的成因。
    一、求真务实思想
    江户时代，日本以朱子学为官方意识形态。这一学说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务“虚”。从世界观来说，它虚拟“理”为世界的本源，但理并不是物质实体，而是虚无飘渺的客观精神。从方法论来说，由于朱子学认为认识是主体自身先天具备的“天理”的反省，“格物”不过是探求心中之“理”的手段，因而力主静坐反思，轻视实践活动。这在实践中势必将人引上空谈性理的迷途，与贵实证、重实践的近代学风相悖。求真务实思想即是日本思想者们在对这种务“虚”学理的批判中产生。
    首先偏离务虚思想轨道的是贝原益轩学派。早在公元13世纪，朱子学就已传入日本，但直到德川幕府建立后才一跃而为官方意识形态。朱子学虽以宏富著称，但因自身蕴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因而在日本朱子学奠基人藤原惺窝、林罗山死后，其徒裔们便循着朱子学内部理论瓜葛而发生分化，形成两大派别。一派以山崎暗斋为代表，墨守“学朱子而谬，与朱子共谬也”[①]的教条，浓化了朱子学的务虚色彩，主张清心寡欲、静坐反思，反对从事科学研究，被人斥为“盲信朱子言说之精神奴隶”[②]。一派则以贝原益轩为代表，本着“大疑则可大进，小疑则可小进，无疑则不进”的务实精神，主张治经世之学，反对空谈性理。其学说的务实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反对“理”一元论，主张“气”本源说；认为天地万物均由气化生而来，理只是气运动变化的秩序和条理，不是独立于气之外的另一个实体[③]。第二，反对以修身为本的“主敬”说，主张格物穷理；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观察，不是主体先天智识的自我反省，穷理主要是穷作为事物规律的理，不是以封建道德律为内容的形而上学的理。因此，贝原益轩派学者多系经世学者和自然科学家。贝原益轩学派的形成、发展不但分化了朱子学阵营，而且初步扭转了人们思维方法的导向，即开始把认识世界的目光从虚无飘渺的天理转向人世间活生生的事理，把指向道德观念的虚幻世界的正统思维引向对以实践为特征的现实世界的积极思考上来。
    朱子学派内部的理论纷争，暴露了朱子学体系的矛盾，于是一些学者纷纷挣脱朱子学理论羁绊，力求从儒学原典中寻找儒学真谛，从而促使古学派诞生。古学派兴盛于江户中期，主要代表人物有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古学派认为，朱子学等新儒学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不能反映儒学真谛，因此主张返归古典，以古典来重构不同于新儒学的世界观。尽管他们打着复古的旗帜，实际上是借用古典的权威以批判后世儒学，并企图从中寻找对现实有用的智慧，即摆脱朱子学务“虚”幻境，回到“经世之学”与实用之学。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否定了朱子的“理”本源说，认为“气”是万物之本，理只是融于有形事物之中“生生不息”的条理[④]，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无形的精神主宰，“宋儒所谓有理而后有气，及未有天理之先，毕竟先有此理等见，皆臆度之见”[⑤]。荻生徂徕甚至认为“理无形故无准”，干脆主张抛弃“理”这一范畴而代之以“物”[⑥]。以“物”代理或“理”即事物之条理的主张，表明古学派不是站在空幻的、思辨的立场，而是站在现实的、经验的立场来构建其理论体系的。在他们眼中，“理”已由虚幻莫测的精神降为实实在在的普通事物的条理。第二，反对朱子作为实践伦理道德方法的“居敬”、“穷理”，力主即物的“格物主义”。山鹿素行认为，“致知”是指探明事物内部的法则[⑦]，而致知的基本路径在“格物”，不在“主静”；“夫知之致，唯在格物，物物事事自然贯通，则天下之物与事无不通，是知之至也。”[⑧]因此他批判空洞的静坐“穷理”学风：“孔门学者唯日用之功耳！今人开口则谈太极至理，下手则以寂然不动之事，是泥著一个理字，蔽塞偏倚，而不知圣人之道也。”[⑨]由上可见，古学派已将为学准则从空疏高远的“理”移向实际生活，转到“日用平生之间”。这一转变既表明其“世事则学问”的实学立场，又为重视实验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作了理论铺垫，为兰学或洋学的兴起扫除了思想障碍。
    兰学产生于18世纪下半叶，其兴起与务实思想、务实学风的发展息息相关。兰学者杉田玄白即承认自己近代医学观的形成得益于古学派，并由此意识到“真正的医理在远西阿兰”[⑩]。同时，兰学一经形成，又进一步发展了务实思想。海保青陵从“天理活物也，圣语死物也，死物活用之”[（11）]的见解出发，攻击了儒者的公式主义，强调结合实际，因时制宜。他说：“今日言天下国家之政，动辄引用孔孟，多方稽考古道，却丝毫不顾及孔孟时之土地与今日之土地有无平与不平”。因此“孔孟之论不适于治世”，“使天下人愚蠢，其罪莫大于儒者”[（12）]。林子平更提出务实主义的为学方法，要求做学问不应拘泥于某一学派，而应当博览群书，吸收众长[（13）]。这一务实思维导向不但加速西学的引进，而且促进日本的近代学问观--尊西学为“实学”、斥中学为“虚学”--的形成。明治初年，日本启蒙思想家津田真道指出：“所谓学问，大别之有两种。高谈空洞理的虚无寂灭、五行性理、良知良能等说的是‘虚学’；根据实象，专论实理，如近代西洋的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哲学等是‘实学’。此种实学如能普遍流传国内，明达各种道理，就可以说是真正文明。”[（14）]这种认识是当时较普遍的心理趋向，其源头则是江户时代的求真务实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