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习西方思想
    “慕华贱夷”是日本人传统文化观念[（15）]。其内涵是极端迷恋中国文化，蔑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和民族。如蔑称西方人为“南蛮”、“红毛”，甚者视其为“禽兽”。这种观念与近世“华夷”大变局不相合拍，如果任其存在发展，势必钝化日本人学习先进文化、制度的思维，阻滞近代化车轮的启动。事实证明，江户时代日本人逐渐扭转了这一观念，从以华为师转向以欧美为师。这一转变是日本人在对中国和西方的重新认识比较中逐渐完成、萌发的。
    1.对中国的再认识。对中国的再认识，我们首先可以从一些儒学者著述中找到头绪。江户时期，日本固有宗教“神道”教趋于成熟，在神道思想的驱动下，一些儒者试图摆脱“万事不如异朝（中国）”的传统思维定势，重新评估中国与日本。贝原益轩即说：“本邦风俗，本自淳美，超轶华夏者亦多矣。如节义、骁勇、廉耻之类是也。”[（16）]山鹿素行则把中日朝三国加以比较，认为只有日本“才确实可称为中国之地”，即使大唐，亦不如本朝完美”[（17）]。山崎暗斋更推翻了风行一时的“皇祖泰伯说”，给日本冠以“中国之名”[（18）]。儒学者对日本的美化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慕华意识，后被国学家高度发挥。18世纪上半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与这一新的经济关系相适应，日本兴起了代表“商业资本家阶层”的国学思潮[（19）]。主要代表人物是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国学家以“复古神道”为理论武器，对中国文化及慕华观念进行了猛烈抨击。首先，他们否定了中国文化的内核“孔孟之道”，认为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内容的“中国之教”违背了天地自然之理，“只能乱国”[（20）]；儒教所谓“圣人之道”名为治国而作，实际上是“乱国的因素”[（21）]，一味尊信圣人之言，“实可谓愚哉”！其次，他们极力美化日本，反对崇拜中国，认为“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的国，只有我天皇所统治的日本国”[（22）]。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要求发扬“大和魂”，放言尊崇中国其罪“与叛逆罪人相同”[（23）]。这些看法虽有很大片面性，但在当时对于把日本人从慕华观念中解放出来具有积极意义。兰学产生后，兰学者把对中国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首先，他们以新的地理观，驳斥了“中国中心论”。杉田玄白说：“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24）]。司马江汉也认为，地球是圆的，各国“似无不为中央之邦矣”，“若由天定之，则应称赤道下之邦为中央”[（25）]。同时，兰学者对中国文化及华夷观念也作了检讨。大槻玄泽说：“腐儒庸医，罔知天地世界之大，妄惑于支那诸说，仿效彼等，尊之为‘中国’或‘中华之道’……或以支那之外皆蛮夷而不屑一论，何其学之粗且陋也”[（26）]。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后，有感于“周公孔子之国”败于“英夷”的严酷现实，兰学家纷纷把中国作为考查批评的对象。佐久间象山认为，中国的儒学有“溺于高远空之谈，流于训古考证之末”之弊，斋滕竹堂则批评中国人昧于世界大势，动辄以“中华”自高，视诸蕃如禽兽，真是“眼孔如豆”[（27）]。从此，中国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陡转直下，统治日本达千百年的慕华观念在幕末陷于危机之中。
    2.对于西方的再认识。我们知道，江户幕府虽推行锁国政策，但为了正确判断海外形势、确保锁国体制的安全，仍保留了长崎这个窗口来打探世界情报。这一“开放”孔道尽管十分狭窄，但行之日久，西学便借外交使节、商人以涓涓细流渗入日本。西学的渗入，扩大了日本人的眼界，也逐渐刷新了日本人对西方的认识。首先，日本人在物质文化观上放弃“夷狄禽兽论”，对西方科学技术予以肯定。1706年，贝原益轩在《红毛外科宗传》中指出：荷兰“其国俗穷理，往往善外治，治疗病有神效。其术可为师法，邦人学之者不鲜矣”[（28）]1715年，新井白石在《西洋纪闻》中也指出：西人“自天文、地理、直至方术、技艺之小者，无不悉皆有学”，“似有不可企及者”[（29）]。这表明至迟在18世纪，日本人已萌发“师夷长技”的意向，以致出现“邦人学之者不鲜矣”的景况。这一文化异动现象不仅影响了德川幕府的西学政策，而且逐渐强化了日本人对西学的认同意识。至18世纪下半叶，日本社会终于酿出一支专门研究移植西学的学派--兰学派。兰学派是师“夷”的产物，而其形成又进一步推动了师“夷”活动的发展。第一，兰学产生后，西学移植研究的主体渐由专门家取代译员集团；西学移植研究基地渐由长崎向江户、京都、大阪以至全国蔓延。据统计，18世纪末，江户有兰学四大家，其中大槻玄泽设立的芝兰堂自1789至1826年，以指血署名的门徒就达94人。[（30）]第二，兰学者认定“近古以来物理工夫之精密不得不推西人为绝妙”，一面致力于人才培养，一面进行移植研究。据统计，19世纪50年代，日本近代型科技人员已在科技队伍中占绝对多数[（31）]，1774-1854年，日本刊行的西学译著就达200多种[（32）]。这足以说明，在明治以前，日本在科技领域已树立起以欧美为师的目标。其次，日本人对西方社会制度的认识也逐步深化。18世纪初，西川如见在《百姓囊》中就对西方一夫一妻制表示向往。1752年，安藤昌益更满怀激情地赞美荷兰“实为世界最光明纯洁之国”，非中、日、印三国所能及[（33）]。兰学产生后，日本人对西方社会制度的观察更向微观领域发展。本多利明将西方的富强归因于“制度与教士”[（34）]；渡边华山则建议采纳西式教育制度。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更加明朗。福泽谕吉认为，西方伦理风尚的长处在于社会平等、人身自由[（35）]；加藤弘之也对西方的“平等”表示向往[（36）]。横井小楠则对美国政制大加赞赏[（37）]，并于庆应三年向幕府提出设“议事院”的建议，主张“上院公武卿一席，下院广举天下之才”，这正是西方君宪议会制的翻版。正是在上述对中国、西方的比较认识中，日本人始则形成师“夷”长技思想，继而萌发师“夷”制度意识，终则转向以欧美为师，树立起“东洋有大日本岛，西洋有英吉利岛，在全世界，两者并列为大富大强之国”[（38）]的发展目标。因此当西周于1861年向当局申请出国留学时，因申请者甚多而一时难以如愿[（39）]。这正反映了幕末日本人心向西方的情境，明治“求知识于世界”的口号即是这一态势的发展。
    三、对外开放思想
    “锁国”是江户幕府的基本国策。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缚住了日本人走向世界的手脚，与西势东渐的近代格局相悖。但是，在西方的冲击下，日本人逐渐跨越这一政策樊篱。
    18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西方国家还主要在西方角逐，因而其对日本的冲击主要表现为文化渗透。我们知道，日本锁国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禁止洋书流传。但因德川幕府仍保留长崎一口通商贸易，所以西洋书籍及西洋信息仍不免在荷兰使节、商人的往还中流入日本，结果在1720年以前，日本就出现了不少介绍西方文化的译著，如《红毛火术录》、《南蛮天文书》等。西学的渗入虽是缓慢的，然却如同“滴油入水”，迅速扩散，在不知不觉中使日本人对西方文化产生认同感。这一异动现象在社会意识上即表现为前述“师夷长技”思想的萌发，在政策行为上则表现为德川幕府对西学“解禁”。1720年，有感于西方科技之“长”，德川幕府下令允许输入与天主教没有直接关系的汉泽西洋科技书籍。这项政令虽然谈不上真正的解禁，但毕竟创造了对西洋文化初步开放的条件。从此，人们对“蛮子学问”不再置之不理了，“曾几何时，日本各地学习西方的人士就比比皆是了”[（40）]。因此，在列强向日本发动猛烈叩关攻势前，日本虽在政治经济上固守锁国策，但在文化领域已现出一缕开放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