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对日本的冲击渐由文化渗透转为政治、军事胁迫，锁国体制危机四伏。面对这一现实，兰学者率先发出民族危机的警声，从海防论、贸易论等立场，揭露了锁国的弊病，要求介入世界，开国通商。林子平认为，锁国是日本积弱的重要原因，建议扩大对外贸易。本多利明则提出“与外国之交易乃为提高自身之国力，亦与战争相同耳”的商战思想，认为航海、运输、贸易是海国日本的首要任务。海保青陵也说：“卖物买物乃世界之理，无可嘲之处，决不该嘲笑世界之理”[（41）]，与幕府一贯坚持的贸易是“以国内有用之物换取外国无用之物”的思想形成鲜明对比。志筑忠雄则借西方的“造物者天赋法则”理论，言称人类之间相互交往是上帝赋予的权利，人为实行锁国，“其罪之大几同于杀人”[（42）]。不幸的是，这一刚刚萌发的开放思想，随着列强冲击的加剧，一度被锁国攘夷风潮淹没。
    19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向日本发起更频繁的叩关攻势。面对警报频传的海疆形势，日本上下义愤填膺，一时掀起了锁国攘夷风潮。就幕府而言，从1807年第一道“攘夷令”的发布到1842年“天保薪水令”的下达，基本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指示沿海大名，如果在任何港口发现英俄等外国船只，一律驱逐。就一些爱国之士而言，虽在“攘夷”策略上识见不同，但对开国通商均持反对意见，认为“与隔大海沙漠万里外言语文字不通之国通商，乃辱上天、背人道”[（43）]之行为。然而，当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在“今清国大乱，难保何时波及日本”的警声中，一度被淹没的开国通商论又开始上浮。综观当时日本人的议论，对时局大致有三种看法：（1）仍然坚持持锁国攘夷，“厉行炮击之策”；（2）主张积极开国，“宜改祖宗制度，开国通商，更须进航海外，怀柔诸国”；（3）主张折衷办理，“先许通商，以慰彼心，再整武备”，一旦国威能制海外时，立禁通商[（44）]。这表明19世纪以来形成的锁国攘夷气氛已被打破。但与攘夷声势相比，开放呼声仍比较微弱[（45）]，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才发生大的转机。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日本引起极大震动，许多锁国攘夷论者开始向开国进取论者转化。以下层武士言之，吉木松阴在1855年还坚持对外贸易是“得外国无用之物而失我国有用之宝”，1858年5月却在《对策之道》中指出：“如欲发展雄图而四夷”，必须开国通商。以藩主言之，福井藩主松平庆永曾是一位“主战拒绝论”者，1857年，他一改以往态度，明确指出：“当今之形势，凡有识者均可看到锁国已属不可能之事”，“希今后振兴商业之策，开贸易之学，互通有无”[（46）]。这代表了开明藩主的对外态度，在藩国形成一支开放势力。以幕府言之，1857年3月，在其向有关官员发出的备忘录中也表示：“过去之作法，显然已不能长期维持，应趁太平无事之际，迅速实行变革”[（47）]。
    由此可见，1857年以后，日本社会兴起了“开放”风潮。在此气候下，幕府先后与美、荷、俄、英、法等国订立商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该条约标志日本锁国体制全面崩溃。尽管当时仍有人有坚持攘夷，但在攘夷活动--英萨战争（1863）和下关战争（1864）--失败后，切身感悟到今日之天下“已非复攘夷”而“趋向于开国”[（48）]。为适应新形势幕府先后采取了一些开放措施。这是“日本历史踏入新时代的证明”，明治开放政策即其继续。
    四、自由平等思想
    朱子学社会伦理观是江户时代日本社会正统思想。它一方面以“天人合一”理论为依据，将天地空间上下关系与人类社会价值上的上下关系结合起来，把封建等级关系固定化；另一方面，以“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为人生归宿，极力鼓吹“天理”至上，贬抑人的欲望和价值尊严。日本自由平等思想就是在冲出这一思想牢笼的苦旅中产生。
    朱子学社会伦理观最早在它与古学、阳明学的斗争中，已被捅出了“窟窿”。作为在野统治阶级代表的古学派，除提出务“实”思想外，还有两点值得肯定。第一，在“天人观”上，反对“天人合一”，把人道与天道、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区别开来[（49）]。特别是荻生徂徕明确反对以自然秩序作为人类社会秩序存在的基础，认为作为社会秩序观的“先王之道”是先王所造，并非“天地自然之道”[（50）]。这就使“封建道德学的罗山朱子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51）]，即把意味着统治术的“立人之道”或“先王之道”与“天地自然之道”分离开来，切断了伦理观与宇宙观的对应性、连续性。这一转变的社会意义在于把人从“天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取得“人道”的“自由”。第二，在“理欲观”上，对“灭人欲”提出质疑，对“情欲”表示认可。伊藤仁斋认为，朱子所标榜的“灭人欲”出于老庄之意，“苟有礼义裁之，情即是道，欲即是义，何恶之有？”[（52）]山鹿素行认为感性快乐是人生的权利，提出“去人欲非人”的论断，荻生徂徕也认为“扩天理，遏人欲”有悖人情[（53）]。
    阳明学兴盛于江户中后期，是“在日本封建社会的瓦解过程中代表民间的异端思想”[（54）]，主要代表人物有中江藤树、佐藤一斋等。其基本主张是：第一，以“心”（良知）为世界本源。这一学理虽属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但因否定了朱子学“天理”说，突出人的主观意识，故将人从万事依从天理的被动状态中解放出来，赋予一定的“自由”。因此，阳明学家往往具有“变通”意识，认为贤明的政治不在死守圣经贤传，而在谋“时处位之至善”，要求因时制宜。第二，在人性上否定了“上贵下贱”的天理观念，主张“良知”面前人人平等。如山重松庵认为，人们虽在出身上有贵贱，“或为君，或为臣”，但“元来皆天地之子”，故“皆与兄弟同理”，不可强分高下。至于父子关系，更因他们的身体均得之于先祖，所以也是平等的[（55）]。
    诚然，古学、阳明学所显示的“自由”、“平等”与近人意义上的自由平等相去甚远，其实质是“从封建道德学的内部来寻找批判封建道德学的立场”，然毕竟对朱子学的伦理体系竖起了批判的靶子。这一思想苗头为国学家进一步推进。由于国学以“商业资本家阶为背景”，因而其社会伦理观具有“町人阶级”特色。第一，国学家从町人--市民意识出发，反对“存天理，灭人欲”，宣扬“人欲即是天理”[（56）]，主张人生在世就应“自我享乐”。本居宣长说：“今之吾人，无须治国，无须安民”，所以不必遵循圣人之道，“圣人之道乃治国理天下安于民之道，非自我享乐者所有”[（57）]。这表明在处理人与圣人之道的关系上，本居宣长已抛弃了桎梏个性自由的伦理道德，把满足人的自然欲求视为头等大事。第二，批评了朱子学所鼓吹的尊卑思想，提倡男女平等。贺茂真渊把一切有生之物统统视为平等的“虫类”[（58）]，主张男女平等。
    兰学产生后，日本自由平等思想又有所滋长。司马江汉认为，“上从将军，下至农、工、商、贱人、乞食”均为平等的人类[（59）]。杉田玄白说：“古今不论任何国家，其所谓人，上自天子，下至万民，男女之外不应另有差别”[（60）]。这些认识显然与明治时代福泽谕吉提出的“天不造人上人，亦不造人下人”思想十分相似。在理欲观上，兰学者对个人欲求也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如司马江汉认为，生活欲望是人生活动的根本，“一切地球上生物，均以无厌的欲望，追求生活，这种欲望是有物欲、色欲及饮食欲三种”[（61）]。尤其在幕府末年，兰学者纷纷游学欧美。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下，西周等学者提出功利主义道德、人生三宝说、“天赋人权说”等近代民主思想。
    综观上述思想历程，江户时代，日本“旧的心灵秩序”已逐渐走向崩溃，“文明开化”的思想因子已次第萌发。明治“新体系”即由此衍化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