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之于博戏似乎可归于传统士大夫所说“雅尚”、“消闲”之类。有趣的是，他虽迷恋赌博，但既没荡产，亦没败行，更不废读。可说赌博功名两不误。这似乎不合于“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的古训，但两种极其对立的东西恰好在这位文人身上得到奇妙统一，这是否透露出近代知识分子一种新的道德修身观，尚待推测。但值得玩味的是，赵菁衫本人对赌博的看法，他之所以沉湎于斯，且毫不自渐，完全是出于他对博戏的一种文化理解与文化认同，他将博弈之道与《诗》《书》《易》贯通，从中体会出宇宙与人生“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深刻意趣，俗不可耐的市井博技竞被其玩出一种清雅幽深的味道。这种境界岂是一般博徒所能轻易达到的。
    象赵菁衫这样的文人大概属于“赌品”高尚之类。但并非所有参赌的近代文人都有赵氏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悟性和才识的。在更多的文人那儿，赌博可能仍然还原为一种游戏，一种争胜。梁启超是一位道行较高的人，他有“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要打牌可以忘记读书”的名言传世，这充分说明赌博（这里指的是麻将）作为游戏对他的吸引力。梁实秋先生说：“读书兴趣浓厚，可以废寝忘食，还有功夫打牌？打牌兴亦不浅，上了牌桌全神贯注，焉能想到读书？二者的诱惑力、吸引力，有多么大，可以想见。”（注：梁实秋：《麻将》。）清末民初象梁任公这样对方城之戏有兴趣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辜鸿铭闲来无事也是喜欢叉上几圈的，不过据说是一位“光绪（光输）皇帝”。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包天笑旅京，落脚于邵飘萍家，因无事可做，便与邵夫人邀潘公弼、徐凌霄在邵公馆经常打麻将。民国中期，也就是30年代，文人们闲暇之余或三两好友聚会之际，都有方城之战作为点缀，象徐志摩、萧军等都是其中干将。据说徐志摩的牌还打得相当漂亮，梁实秋说，麻将贵在临机应变，出手迅速，同时要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有如谈笑用兵。徐志摩就是一把好手，牌去如飞，不加思索。麻将就怕“长考”。“一家长考，三家暴躁。”（注：梁实秋：《麻将》。）然而，麻将并非只是消闲的工具，在清末民初知识阶层中，它更多的还充当着麻醉品的角色。以胡适为例，这两种功用就体现得十分明显。查胡适自传及《胡适的日记》，可发现胡适有两段时期与麻将发生过密切关系，一段为1910年一、二月间，胡适在上海中国新公学读书时。另一段为1922年前后，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前一段时期是借麻将解忧，后一段时期则是为了消闲。关于解忧，胡适《藏晖室日记》记云：“连日百无聊赖，仅有打牌以自遣。实则此间君墨、仲实诸人亦皆终日困于愁城恨海之中，只得呼卢喝雉为解愁之具云尔。”（注：《胡适的日记》（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据统计，仅仅59天时间之内，胡适就打牌16次。究竟是什么不顺心的事导致胡适要自暴自弃？据胡适《四十自述》说是因为其“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造成的。原来他曾参与上海中国公学要求学校民主的学潮，因校方拒绝学生要求而愤然集体退学，另组中国新公学，但新公学维持一年多后，因经济原因停办，胡适既不愿委曲求全重返旧校，又因家中经济困顿不想回家，于是“前途茫茫，毫无把握……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着他们堕落了。”胡适及其他的这班少年朋友，这一时期沉醉于麻将，在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中较具普遍性。1910年是黎明前的黑夜，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成为坚定的革命党人，在磨刀，在奋斗，而相当一部分人却消沉，却颓废。被磨蚀得光滑圆润的麻将，可作为近代文人软弱懦怯的见证；而哗啦哗啦的麻将声，似乎又是知识分子良知未泯，渴求民主新生活的心声在倾诉。
    20年代胡适打麻将则又是一番心绪，这时他少年得意，26岁便成为北京大学教授，是饮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他在著书、执教之余，也不时搓上几圈，在这段时期的日记中，偶有“冬秀（胡适夫人--引者注）和几位女亲戚打牌，我也打了四圈”，“与芷舲、子慎、香谷打牌”（注：《胡适的日记》（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之类的记载。胡适这时乃至到30年代中后期打牌，纯粹出于消遣：“近来太忙，每日做十几点钟的工，很想休息，又不得休息。我的天性是不能以无事为休息的；换一件好玩的事，便是休息。打球打牌，都是我的玩意儿。”（注：《胡适的日记》（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由此可见，这时麻将桌上的胡适已没有旧日的愁苦，倒是多了几分得意，几分闲情。值得注意的是，在胡适所列诸类消闲方式中，胡适选择了麻将，这在近代知识分子中也颇具代表性，与前述梁启超之语暗合。这可能是麻将所特有的文化品性与知识分子的素养、性情、意趣存在潜在的沟通之处。说好一点，麻将的较智伐谋与文人善于用智重合，其流动的乐趣可补其终日枯坐书斋而造成头脑呆滞之不足。说不好的，就是麻将既可“深宵看竹”、“怡情养性”，“既可赌钱，又不十分现出赌钱的样子”（梁遇春语），这与中国文人伪善而又虚荣的心理最暗合不过的了。
    因此，包括麻将在内的博戏在近代知识分子中间绝非仅仅是一消闲解闷角色，它仍然是有金钱财物输赢的赌博。在这一点上，近代知识分子与市井之辈没有两样。即使是象胡适这样十分注重自己名节的名人也难以免俗。好在胡适之先生输了钱，尚能从容应付，这当然与其身分和经济地位相关，一般小知识分子打牌输了钱，就不会如此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