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知识分子除了涉足方城，小试身手之外，还有不少人到跑马场，回力球场，跑狗场一赌输赢的。被高楼与蜗居、文山与商海无情挤压的下层知识分子们参赌的动机、心态、意绪表现出直接、卑琐、茫然……与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以及自尊、清高、洒脱的风度毫无共同之处。近代（尤其是民国）士林的靡萎之风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也就是在这靡萎之风遍被士林之际，仍然有许多知识分子没有同流合污，仍然维持着传统士大夫那种清廉自许、刚健自为的风范。这些知识分子对赌博的厌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传统伦理的熏陶。巴金说是他的“父亲的板子从小就给我打掉了赌博的兴趣。因此，我对于那些整天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牌桌旁边、赌窟里面的人，就觉得有点不近人情了。”（注：巴金：《赌》、《旅途随笔》，生活分店1934年版。）梁实秋的“家庭守旧，绝对禁赌，根本没有麻将牌。从小不知麻将为何物。”有一次他向父亲问起麻将的打法，遭到严辞训斥：“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吓得我再也不敢提起麻将二字，心里留下一个并不正确的印象，以为麻将与八大胡同有什么密切关联。”（注：梁实秋：《麻将》。）梁的父亲的教训是很有意味的，实际上是说赌博与士人身份不符。梁实秋后来坚决不受麻将的诱惑，大概便得益于自幼建立起来的这种身份观念：赌博无异于市井无赖狎妓嫖客的勾当，非清高儒雅的士大夫所能为。
    如果说，巴金、梁实秋等拒赌尚属一种洁身自好的个人行为，那么，“五四”前后毛泽东、陈独秀、蔡元培、恽代英等通过舆论、社团等形式拒赌禁赌，则带有转移世风的鲜明历史自觉性。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其简章规定“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会规有“不懒惰、不赌博、不狎妓……”等条文，“含有一种实事求是、尚朴实、主诚实、禁浮华、戒骄躁等精神。”（注：萧三：《毛泽东同志在“五四”时期》，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光辉的五四》。）“少年中国学会”规约第十四条中有禁“嫖赌”等不道德行为，其目的在于“转移末世风气。本会信条，在积极方面，则有奋斗、实践、坚忍、俭仆之规定；在消极方面，则有第十四条概括规定之禁欲，实欲由少数青年身体力行，以造成一种善良之风气。”（注：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三期，1919年5月1日。）武昌利群书社等社团会规中都有不嫖赌的内容。“当时不少的青年学生是沉醉在极端个人主义的享乐腐败生活中：嫖、赌、烟、酒、鄙弃劳动、考试带夹带。代英同志针对这些时病，制定一种每日自省病，问本日是否做了利群助人的事，是否做到不嫖、不赌、不吸烟、不饮酒、不谎言、不带夹带等事。特别注意是否尚存留着这些意识与思想”（注：廖焕星：《武昌利群书社始末》、《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民国初年，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稚晖、宋教仁等人先后发起进德会、六不会和社会改良社等改良社会风气的社会团体。其主要戒约为：不狎妓、不赌博、不置妾、不吸烟、不饮酒等。但当时并无多少人实行。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又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北京大学之进德会旨趣书》，重新发起组织进德会。规定会员分为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当时入会者不少，据记载教师76人，职员92人，学生301人。著名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马寅初为甲种会员，蔡元培、范文澜、康白情、钱玄同为乙种会员，梁濑溟、张申府为丙种会员。由于不嫖、不赌、不娶妾为最基本的入会条件，因此，所有入会会员都是赞成戒除赌博的（注：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的上述禁赌努力，给混浊卑琐的士林风气贯注了一股清新和煦的春风。尽管她在当时是那么微弱，但却代表了时代和社会的新潮流，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正是这批新型知识分子，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一个使包括赌博在内的社会陋习全面、彻底禁止的新社会。诚如毛泽东所说，五四代表中国知识分子新方向，他们所努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新风尚，才是近代士林风气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