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欲准确评价朱元璋的政治素养当然并非易事，但这个出身卑贱的最高权力所有者在政治上表现出对权力的绝对独裁却不难解释。这不仅因为有其前历代王朝及其统治者为他奠定了已有的基础和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他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也告诉他：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因此，“家天下”的朱元璋不仅毅然废除宰相制度，让百官直接对自己负责，还要求天下臣民无条件效忠、服从自己的意志。为达到这一目的，朱元璋自然借用高官厚禄为诱饵，大力开办学校教育并实行八股经义取士制度，以更有效地牢笼天下心智和人才。
    明代实施八股经义取士后，明人曾认为这是将文彩与经义结合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它一反唐代及其后科举偏重选才而轻德的失误，既可以约束读书人达到深悉儒家伦理道德、忠君爱国的道理；又可以其文思技巧拔得真才实学。其实，随明代科举制伴生的弊端已伴随着明中期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而陷入难以克服的矛盾之中。政治上的专制腐败；社会动荡、边事不宁；经济的衰敝及流民问题的尖锐等，都使理学教条的灌输失去了人心。在艰难中挣扎的人们，朝难保夕，求生无术，哪里还会相信灭欲的“天理”。与明代以前的大王朝相比，进入明中期的不到一百年中，政治屠杀和恐怖、内战、农民起义、边患接连不断，天下富庶、稳定的局面几乎没有出现过。读书人不能不对理学的用途提出疑问。八股经义已成为士子弋取功名的工具。他们不仅不能、也不准许有对儒家经典的真正研究，八股文章反束缚了他们的才思。明初政治从造士、选士到养士实现了对知识分子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管制。这是一个无志气、无锐气、无朝气、无生气的王朝。明代大儒薛瑄也不得不感慨这一点：“古之为士者，即自广其学，而充其道矣。进而有为也，必以其义，而推其有于人人。至于得失之际，初无介于怀焉。后之人不然，修于己者不力，而侥幸于名位之得。得则意气横肆，以矜骇于庸人之耳目，以求遂其尕颐之利欲，而及人之实，未必有也；不得则悄然忧，爽然叹，立若无所自容。”〔1 〕英宗时被宦官迫害致死的朝臣刘球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当时“为师者之教徒以得进士为期，为弟子者之学，徒欲举进士而止。于是有剽掇记录已陈之言，以希逢合乎主司之意，侥幸其捷则弃之。”〔2〕因此，进入明中期， 士风颓败已成为令统治者担忧的主要问题之一。当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后的天顺初年，任首辅大学士的李贤便将整顿士风与致治的关系提到日程上来，建议英宗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并采取措施，“戒欺诞以励诚实，疾奔竞以惜恬退，黜贪墨以重清廉，抑侥幸之徒绝谄佞之辈。”〔3〕不过， 他与人谈到，“今天下之士奔竞之习未止，而廉退之节少见，岂世道日降而人不复古欤？亦上之人有以使然欤？不能无疑于是也。”〔4〕可见， 他当时还没有找到士习颓废不振的病根。
    但是，李贤的观察不错。进入明中期，士习士风的变化的确已明显成为社会是否安定的晴雨表。在封建社会结构中，士为四民之首，即被认为秀民，是社会道德良心的标识，是民风民俗因之以成的表率；另一方面，士又为官僚队伍的后备力量，其素质之好坏、水平能力之高下，直接关系到仕风的好坏与政治是否清明。科举制度及与之相关的教育制度，在明代既然已经以理学的强化灌输为指挥棒，其目的在于培养消弥个性与无条件忠顺的奴才，其结果自然是担当敢任、正直耿介者少；而钻营贪墨、侥幸者多。正如晚清思想家冯桂芬在《改科举议》中所揭示的那样：“明祖以枭雄阴鸷猜忌驭天下，惧天下瑰伟绝特之士，起而与为难；以为经义诗赋，皆将借经于读书稽古，不啻傅虎以翼，终且不可制。求一途可以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者，莫善于时文，故毅然用之。其事为孔、孟明现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抑之以点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耻；扬之以鹿鸣、琼林优异之典，以生其歆羡，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而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5〕
    由此可知，明代所谓科举衡人以“德”的改革，其实已使科举不再是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利用科举作为灌输理学说教的工具。至此，专制君主牢笼天下士心的科举制已由选才到选德（以知晓理学教条代替道德实践）走入摧残人才的死胡同。尽管明代中后期仕风与士风日益恶化并非仅此一因，但当人们将讲习并攻读儒家著作仅仅看作为博取功名利禄的手段时，当人们因此而将儒家思想教条化、极端化时，即自然导致“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6〕， 人们怀疑并背弃这种理论的日子就已不会遥远了。
    二
    必须承认，尽管明英宗之后，明代的仕风与士风正在发生变化，但在宪宗和孝宗两朝四十余年中，统治阶级仍试图进行各方面的调整期于挽救。随后由于武宗荒政，太监刘瑾专权，终使官场颓风日显，本已恶化的士风更是江河日下。到嘉靖严嵩专政之时，人们似已感到难以挽回的人心惟伪末世的到来：无可奈何的失望、怨望甚至绝望情绪笼罩了朝野。
    正德年间，王阳明有感于“世衰俗降”，苦恼万分，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他尖锐地指出：“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7〕他认为：“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 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词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之过欤！”〔8 〕与士风相表里的仕风在此种情况下，当然不难想像，王阳明因抗言而被刘瑾廷杖贬谪，后又因平宸濠之乱而遭武宗之嫉，官场的险恶早已使他厌倦，因而发自内心的感慨：“人在仕途，如马行淖田中，纵复驰逸，足起足陷，其在驽下，坐见沦没耳。”〔9〕正是出于此种感受和对王朝安危社会治乱的担心， 他认为亟应从根本上寻找挽救的办法，否则这种人心饰伪，官贪民贫的后果难以预料，他所谓“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正是针对此时的士风与仕风的浇漓和败坏有感而发的。他认为：“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10〕就是说，是科举经义的株守、诠释导致人们对这种教条的厌弃，妨碍了人们对儒学的真正理解和接受。其次，他认为，这种繁琐的解释或者早已偏离了经典的原意；或正因其繁琐而不利于人们遵行和实践。他说：“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今“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11〕除此而外，王阳明已确然感到，理学的这种外在规范在那些倡导宣扬它的统治者中，根本就一文不值。同样，官场中越来越多的人贪利忘义，忠孝皆失，在世人眼中，他们已是离经叛道，鲜廉寡耻。谁还会相信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教呢？为了达到卫道的目的（当然也有相当的独善意味），王阳明终于发明了自己对儒家、对“理”的新解释，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论题。他把程朱理学所规定的客观外界强加在人之上的“理”变成了人们主观可以去感知的“心”。这不仅更为直接符合了所谓内圣的倡导，也与动荡状态下知识分子急于摆脱理学羁绊，解脱因现实中遭受之挫折、空虚所带来的苦恼，求得心灵安慰的需要相吻合；加之其简便易知，王阳明心学得到了迅速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