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形成于明中期的社会动荡之中，以求有补于时而挽救没落的颓势。然而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心学竟与中晚明愈加动荡的社会、政治形势相互推演，证明并加速了儒学作为传统治国理论所确立的各种规范的没路和崩溃。
    首先，这是“心理”对“天理”的否定，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对抗。尽管其本质上仍是以儒学为核心，企图将其进行顺时随势、符合需要地改造。然而这种以儒攻儒的举动，虽不能被认为是儒学的异端，可其足以动摇儒学毋庸置疑的神圣地位。这种新的解释，与科举八股经义以朱熹对儒家注释为鹄的的做法更相悖离，无疑也是对明代祖法的挑战。也正是因为这种危险，心学一经传播，立即刺激了统治者敏感的神经。王阳明辞世后，南京礼部尚书尹台等“攻击姚江之学甚力”。大学士、吏部尚书桂萼奏言：“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应“禁邪说以正人心”。〔12〕得到了嘉靖帝的支持。这一点，一直到清代，当康熙帝重倡朱熹理学时，对王阳明创发心学仍视为有损正道。
    其次，正是心学对理学的挑战，使久被羁绊的思想界有了自由思想的契机；而“存理灭欲”，将儒家精神极端化阐释并进而由统治者将其政治化推行的理学已成为“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的教条。〔13〕正像王阳明亟图换个角度解释儒学一样，人们早已因此而怀疑理学的实际价值并识破统治阶级借此愚民的用心。当轴者人欲横流，男盗女娼，却要天下人忠孝驯顺、仁义道德。当理学被确立为正统思想后，便成为人人能言的表面文章，不仅不能培养士气，恰恰培植出了一批批“口惠而实不至”，表里不一、言行相左的伪君子。心学一经创轫，立即便形成“嘉、隆以来，几遍天下”的局面，正说明极端推崇理学，禁锢人心的过程终于物极必反，导致了人们对“天理”的否定。人们在反传统的行为中透露出了相当明显的否定现实的情绪。
    再次，王学的思想内容为久经禁锢而找到舒发之机的人们提供了较为宽泛、自由驰骋的空间。将人心作为宇宙本体，就使外在道德约束变成人自身的自我认识和欲求。这种他律变为自律的认识，主观上似乎更附合统治者的愿望，但客观上已将被统治的人变为自治者。尽管阳明心学主观动机仍为传统伦理和皇权专制的张本，可无论天子与庶民都应自觉“致良知”以达“知行合一”，才可达圣人之境；反之，不能制欲便属无道，同样无论皇帝还是百姓。在王阳明那里，既然道是“天下之公道”，学是“天下之公学”，非孔子、朱子“可得而私也”，便公然作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倡导。加之他主张以“吾心”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这种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和能动作用的心学便自然成为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正是心学的这一特点，使其在传承弟子中流变为反理学的“异端”。
    因此，心学事实上是理学极端化和明王朝政治极端专制、衰败的产物。它不仅不能挽救明王朝的颓势，相反，理学崩溃从此开始。就在心学广泛传播的年代，伴随着心学流变的过程，明代政治混乱和社会的失控也在日渐加剧。与王阳明的初衷相反，人们私心自用，被禁锢压抑太久的人欲以前所未有的状态释放出来。明代社会从上到下表现着理论失坠状态下的迷惘和烦燥。仕风与士风更因此而呈现着异于往昔的、令人难以琢磨的多角度的复杂变化和走向。明王朝正是在这种理不顺的总趋势中走向了自己的灭亡。
    三
    明代的有识之士，绝大多数人认为社会风气发生明显变化的时期正是心学创立并传播的嘉、隆年间。其实引起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不仅仅在于理学的崩溃，明代政治上极端专制所导致的整体性功能失调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
    明人王士贞在论及明代士风时有言：“国家鸿昌茂庞之气，莫盛于弘治。……盖至于正德而所谓气者，日益开露而无余。其所称一时学士大夫，不胜其少者之断，则果于掊击以见操；不胜其壮者之思，则精于刻刿以见名；乃若所谓诗，必极其变以尽风，其所谓文必穷其法以诣古。天下固翕然而好称说之以为成一家言。而识者固已忧其时之动于机而不易挽矣。”〔14〕应该说这是比较明敏的认识。士大夫见操显名的燥急，“翕然好称说”的言论纷嚣，都表现出了社会的一种病态，他对此表示了担忧。然而，就整个统治阶层及国家机器的运转来看，更已是病态显然。武宗自然是历史上少见的荒淫天子，而承其后的世宗一登帝位，便揭起“大礼义”之争，演成士大夫间党同伐异的门户之见。在此之后又迷信方士，不理朝政，造成幸臣权相严嵩的专权。结果严嵩则“遍引私人，排击善类”。当此之时，“天子北急敌，士大夫饰而谈敌；南急倭，士大夫饰而谈倭。唯上亦以其饰之也。稍急则士骤而重，稍已则士忽而轻。而又会称将相者不比而昵则角而嫉，昵则乘难而借行其爱；嫉则乘难而借行其恶，爱恶胜，而天下之才望旦铸而铄，而不自觉。”〔15〕朝廷重臣如此，上行下效，一般官员更少有良善。“今之谓良吏者于其才焉已耳。是故文簿书者为业修，棘征输者为能贤，果听断者为勤敏。按臣以是求监司，监司以是求郡守，郡守以是求宰职。则今之仕者得无以是贤乎？夫簿书古以稽实，今以饰欺；征输古以定民，今以病下；听断古以殉直，今以殉其好恶。则今之所谓良，民之所谓蠹也。”〔16〕其实嘉靖时期的明政府已呈内外交困的衰征：南倭北虏连年骚扰海防边塞，甚且渐入内地；政府却军备废弛，财政危机；疆吏玩忽于下，廷臣交哄于上。天下“既涣之心”亦已难收，世宗晚年荒政已使正直朝臣忍无可忍。海瑞在昧死上书中称：朝廷“纲纪弛矣！”“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