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世之慕旷达者，皆谓嵇、阮、刘、李诸贤得醉乡之乐，为能养其真，以成其名。”〔25〕晚明社会中，竟然生出一股强劲的魏晋虚玄隐逸风气。一些才士或纵酒无度，或挟妓放浪，或滑稽荒诞，反映了他们对社会前途失望的痛苦。一个叫邱云霄的县令在其文集中记载了一个“不乐进士业”的文士石门子，“日以饮为事”，“饮则尽醉，醉则狂叫放歌，由由焉任所适。醉甚则散发赤脚，飘然举舞，仙幻宇宙。”然后他评价道：“醉乡之徒乃负其不羁以俛仰于时，不得直其志，乃托诸酒以自广焉耳。当其酣缅沉着，任真率，出绝度以傲睨一世，真若有以忘天地之为高厚，日月之为晦明，古今之为久暂，与万物相忘于无何有之乡矣。使其醒解寤寐或触而感，其能释然于怀耶？愚谓醉乡之徒非真乐也”！〔26〕他说破了士大夫精神上的失落所造成的借酒消愁、醉生梦死的貌似解脱，却是糊涂难得、心中泪落的实情。
    不难看出，明代嘉、万时期的仕风与士风正在急剧分化为两途：一是：“士无节义之守，而奔竞成风；吏乏廉静之操，而贪污日著。上司多喜谄佞，下官专事逢迎，而忘尽职之义。大抵依阿软熟，惟恐招尤，缄默圆活以图保禄，非书之所谓靡靡、诗之所谓泄泄者乎？”〔27〕一是：见世道已成“乱邦”，理想化为泡影，与其抱道忤时，不如独善归隐。正所谓“伟哉陶元亮，读书诵其诗，斯人可真朴，千古见光仪。当其饥寒迫，出仕良云宜，及至耻折腰，归去复奚疑。”由此可知，如果说王阳明创心学是试图对前者进行道德挽救的实践，而他将官场视为泥淖及其“致良知”的独善功夫恰恰又与逃隐者关系密切。
    事实证明：被明王朝的集权者们视为专制基石的理学一旦崩颓，被这种理论教育出来的官僚与士子（无论其邪恶亦或正直）使同为离经叛道者。撕下道学面纱的卑鄙弄权者必将与衰朽王朝同归寂灭，顾及廉耻的士大夫们则在弃旧图新的努力中成为王朝垮台的掘墓者或见证人。因此可以说，政治的黑暗是明朝皇权极端专制、政权整体功能失调的必然结果。而统治阶级的自我挽救及其失败又导致了社会道德人心的彻底失落与更加黑暗的政治。明王朝的危机和灭亡同样无法避免。
    余论
    清代《四库全书》编纂者在为明亡绝食殉死的节臣刘宗周《刘蕺山集》作提要时，对他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有明末叶的“皎皎完人”。这倒不仅仅因为他有与“日月争光”的首阳一饿，更在于他身处明末社会两种潮流中立心坚定，持之有节。这就是“讲学之风”与“东林党”。
    事实上，晚明社会的仕风与士风正以上述两潮为标识，反映了与黑暗政治有间的在野者的意向。所谓“讲学之风至明季而极盛，亦至明季而极弊，姚江一派，自王畿传周汝登，汝登传陶望龄、陶奭龄，无不提倡禅机，恣为高论。奭龄至以因果立说，全失儒家之本旨。”〔29〕这不仅说明了理学崩溃与阳明心学的直接联系，而且也反映出“道失于上”后士大夫们彷徨茫然的探索走入死胡同，并最后在无望中归入宿命、逃禅的思想轨迹。说明王阳明及其后学既无法脱离传统，也无法摆脱现实；以拯救社会的愿望开始，以耽迷玄谈的失败而告终。他们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
    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朦胧中已思及到相当本质的问题。嘉靖时翰林王立道不再视君为神圣。认为其掌天下政务，亦须学而知之。他著文将君主分为上中下三类，指出：其“下者则又溺于声色田游之娱，驰于土木神仙甲兵之好”。政治昏暗乃君主不学之弊。〔30〕这几乎将明中期君主的昏庸表而出之，全盘否定。然后说人君亦应明大学之道，这根本是隐讳地谴责最高统治者缺少君德。王立道甚至公然提出反对君尊臣卑，“人主之欲卑其臣而求自尊者，亦弗思之甚矣。夷其陛而求其堂之崇，世果有是礼哉！”〔31〕而思想家李贽则更为激进，其“无君非圣”当时即已被目为“异端”。因此说，清初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深刻批判正是这一反思过程的总结和深化。
    至于“东林党”，基本上是抱道忤时又不甘沉沦的一批士大夫在野派。《四库》馆臣的评价是，“东林一派，始以务为名高，继乃酿成朋党。小人君子，杂糅难分；门户之祸，延及朝廷。”〔32〕其实他们本来就是不与黑暗势力相妥协的不同政见者，因此这种评价与反对“讲学之风”一样，完全是维护君权专制而反对臣民犯上的论调。事实上，在明末诸方失控、顾此失彼的混乱状态中，东林党已是唯一较为清正并反映民意的一群。尽管他们的主张也肯定不能挽救行将覆亡的明政权，但他们根本不应当承当亡国之责。明末臣节士气几乎全系于东林。当东林“前六君子”、“后七君子”被迫害殒命捐躯，并公布了涉及七百余名中高级官员为“反叛者”的《东林点将录》后，明王朝复兴的最后一丝希望即已荡然无存。天下瓦解之势已成，无论崇祯帝如何挣扎都不会有期望的成效，其孤家寡人的结局已经注定。历史不仅再次证明了失人心者失天下，且给后来清王朝满族统治者以深刻的教训：虽然明知回到以程朱理学来统驭这个国家已无太大的实际意义，但这却符合经亡国之痛又被异族统治的汉族士大夫的心理认可。因此清朝士风与仕风的整顿便是一面倡导理学，又一面大骂伪君子与假道学来实现的。他们真正使用的手段只是在大乱后给人以安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调整自己政策的实事求是与功利主义。明朝无善政事实上给清朝留下诸多的被承认、可施展的教训和机会。
    注释：
    〔1〕《薛瑄全集》，《文集》卷一三， 《送王世宁归覃怀序》。
    〔2〕刘球：《两溪文集》卷七。
    〔3〕李贤：《上中兴正本策》，《古穰集》卷一。
    〔4〕李贤：《拟上执政书》，《古穰集》卷三。
    〔5〕冯桂芬：《改科举议》，《校邠庐抗议》卷下。
    〔6〕陶潜：《〈感士不遇赋〉序》，《陶渊明集》卷五。
    〔7〕《王阳明全集》卷四，《文录一》。
    〔8〕《王阳明全集》卷七，《文录四》，《别湛甘泉序》。
    〔9〕《王阳明全集》卷四，《文录一》。
    〔10〕《王阳明全集》卷七，《文录四》。
    〔11〕《王阳明全集》卷一，《语录一》。
    〔12〕《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13〕邵廷采：《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思复堂文集》卷一。
    〔14〕王士贞：《弇州四部稿》卷六六。
    〔15〕王士贞：《弇州四部稿》卷六八。
    〔16〕邱云霄：《止山集》附《山中集》卷六。
    〔17〕海瑞：《海忠介集》卷一，《治安疏》。
    〔18〕邱云霄：《止山集》附《山中集》卷六。
    〔19〕赵贞吉：《三几九弊三势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五四。
    〔20〕沈链：《青霞集》卷十。
    〔21〕《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22〕洪福增辑：《洪芳洲公文集》卷下《读礼稿》。
    〔23〕王慎中：《遵严集》卷二二，《书信·掌道原弟书九》。
    〔24〕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雪涛阁集》卷一二。
    〔25〕邱云霄：《止山集》附《中山集》卷十。
    〔26〕〔27〕王邦直：《陈愚衷以恤民穷以隆圣治事》，《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一。
    〔28〕洪福增辑：《洪芳洲公文集》卷下《续稿》卷一。
    〔2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集部，别集类二五。
    〔30〕王立道：《具茨文集》附《遗稿》，一七至一九页。
    〔31〕王立道：《具茨文集》卷八，《廉远堂高》。
    〔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集部，别集类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