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情形中，已不难体会阳明心学之所以能迅速取得广泛传播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王阳明是早于张居正等人政治经济改革而在思想理论上试图进行挽救的改革者。然而这些改革都不过是对旧体制的修补，当其无法抵挡腐朽衰败的总趋势时，其失败之日即是覆亡加速之日。同时也证明了明朝总体性危机的无可救治。当时有人已隐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纪纲者民之闲治之干也。是故，政之有纪纲，犹国之有墉，家之有垣也。垣圮而墉败，侮将及矣，其何以卫民？夫维蔽而后纲纪缺；僻而后纲纪乱；欲而后纲纪坏。是故，缺则民玩，乱则民忧，坏则民携。夫谁而与于治，治宜崇民之病也！”〔18〕到张居正在万历初年的改革失败之后，明王朝已无可挽回地走向末路。
    张居正改革，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明王朝积重难返的危机。无论其改革内容涉及到多少方面，时势已决定他不可能毫无顾忌地触及到较根本的层面，甚至许多先前即已明显存在的问题都没有顾及。其实，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使他根本无法认识到这种全面危机的本质。当张居正改革走向失败，他给朝官们留下的只是独断专横、异想天开的又一个擅权者的形象。如果说严嵩专权的20年间，其陷害诛杀善类只是这个权相维护一己私利，而终至于冰山既倒；那么张居正专政的十余年间，其排斥打击异己，恐怕也不能都视为是强力推行改革的迫不得已之举。在这两个权臣专权前后又有宦官专擅，正士难于立朝的事实。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在理学灌输中，素来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企图“致君于尧舜”，满怀入世精神的士大夫们经一次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难感受官场的险恶犹如涛转轻舟，随时即可能有覆亡的灭顶之灾。在宦海沉浮的入仕者群中，不少人正发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动摇和转换，其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正在幻灭。
    明世宗死后，仍怀抱希望的官员赵贞吉给刚刚继立的穆宗上了一道万余言的《三几九弊三势疏》，指出多年来政务积弊及其危险。其中谈及仕风与士风，他认为：当时“士气卑弱之甚”。“治道由人心维持，人心由士气兴起。今士气委靡成风，譬则越绵不团而软，由往时辅臣议礼争胜，假峻刑以箝众口，一二贪婪固宠者继起，阴惧公议，袭用旧法，遂俾士大夫礼义廉耻之维不立。驯至此时，以言不出口为淳厚，推奸避事为老成，员巧委曲为善处，迁就苟容为行志，柔媚卑逊为谦谨，虚默高谈为清流，论及时事为沽名，忧及民隐为越分。居上位以矫亢刻削为风裁，官下位以逢迎希合为称职，趋爵位以奔竞辨谀为才能，纵货贿以侈大延纳为豪俊。世变江河，愈趋愈下。”〔19〕其总结确实形象又具体，可其情形真足令人不寒而栗，正士身处其中而能安然无恙者几稀。其时被廷杖、杀头、坐牢、流放、贬官者何其多？当时不畏权奸，终被诛杀的直臣沈链在谪所与友人每谈及此，不免“扼腕而长叹，伤心而雪涕”。“世之人横私其身至于坏天下而不顾，背君父而自忍”。“亦有学道君子，周旋容与于其间，自负为知几明哲，默以取容而不知事日坏而道日丧，时已去而义未伸，生民社稷将保赖乎？”〔20〕由上述，官场情形大抵是，相当多的官僚、文士，所谓“识时务者”在强权高压之下弃节改操，随波逐流；或趋炎附势，助纣为虐；甚至欺君害国、败政残民，这是一些利益之徒和恶势力。这些人的仕风，当然已谈不到什么志向和理想，不过是蝇营狗苟，不知所为何事的行尸走肉而已。
    除上述情形，一般说来明代嘉、万时期仕途内外较为正直的中下级官员和文士特出的行为表现有以下几类：
    一是直言强谏，不计利害生死。此种人多为清正之士，痛恨朝政的混乱和官场的腐败，期望扭转颓风，振刷吏治，骂皇帝的海瑞和雒于仁，弹劾权臣而死非其罪的沈链、杨继胜等是其中突出代表。
    二是每有意见便形于奏牍，纷纷置辩攻弹，这些官员中不乏正士，又多为言官。但亦不少觇颜察色、投机取巧者。这主要与皇帝不理朝政，又有权臣擅政，下情不得上达有关。这虽然对推动政务处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重大问题往往造成固执己见的门户攻讦，无法形成正言谠论。
    三是对朝政失望的官员，或沉默观望，或呈请辞官，或干脆挂冠离职，不辞而别。自嘉靖时期始，专权宦官和相臣打击排弃异己的一个直捷办法便是利用大计之期以行私意。如1581年，张居正即以考核的名义，对南北两京331名官员同时予以降级或免职的处分，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官报私仇，因为四年前其中许多官员就曾反对他恋权位而不离任为自己的父亲守丧。至于其他违忤权奸、危及身家性命之事也不时发生。朝臣中甚至同为内阁高官，对首辅也是“伴食而已”，或“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21〕。更何况权轻职卑者。因此，遇事三缄其口以为保身上策。张居正死后，万历帝渐倦于政务，“帝既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中外缺官亦不补”，朝政日非。中央官在万历三十年以后，几成“空署”，以至于朝官二品班内，只剩户部尚书一人。而地方郡守缺员几达一半。许多官员或以丁忧、或以年老、或以体弱多病，辞呈纷上却得不到批复，只好封印拜疏径自离职。如任首辅的李廷机先后上辞呈达120多次，最后仍只得不辞而别。
    四是退出仕途，或未曾入仕的文人才士，“多玩世自放，颓然落魄，跌荡不羁”。如因“勘辽王案”而未顺承张居正意的刑部左侍郎洪朝选被罢职还乡后，以舟载诗书，命曰：“书航”。他有心追陶令，“无心恋斗米”，诗文中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感叹，甚至由自许庄周梦蝶而敬礼释教，透露出宿命的悲凉和自慰。〔22〕尽管如此，他仍未能躲过恶势力的黑手，归田十三年后被害于家乡。以他自己的遭遇证实了自己“今天下之危机莫甚于仕”的深识。嘉靖末年，因才高鲠直而被罢官家居的官员王慎中便对友人感叹道：“据今日内官壅敝与权勋相倚为奸欺，岂容一赤忠智勇之士成大功而不忌者乎？若使功得成而后遭忌，则虚江马革裹尸之志已快，而吾与汝亦不深为之憾。正恐功不得成身已受大祸。……世道如此，时事如此，可不痛心疾首耶？”〔23〕可见那些心怀济世救民的正直官员的绝望已到了极点！而那些数十年寒窗苦读，除仕进又无以养家活口的官员则更是痛苦万状。万历二十年中进士，先后任长州令和提学四川的江盈科对官场深恶痛绝，自认是“业已堕苦海，无希望彼岸之心。”并一再表示：“苟机会有便，当乞一广文毡，吾伊北窗，啸咏自适。世人见谓左迁，自不屑观之，去劳就佚，何啻脱泥淖，嘘清风！士固有志，岂皆以炎境为得意者哉？贺监陶潜，彼何人斯，而必沾沾五斗，如童子啖蔗，忍不能唾！”〔24〕文人们或被罪放归，或厌倦辞官，或屡试不第者，或不屑仕进以为畏途者，已然形成一种在野的放达不羁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