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十二个方面虽然是从中国边疆史全局出发，但对于清代边疆史研究的选题也应该有参咨价值的。
    当然，诸如清代的边疆移民研究、清代的边疆探察研究、清代的藩属研究、清代的边吏研究、清代的边疆社区研究、清代边疆的相关周邻境外地区研究等等，都是研究中应予以特别关注的。
    为适应学科建设的需要，也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更贴近现实，清代边疆史研究要实现新的突破，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要下大力气发掘新资料。
    资料是研究工作赖以开展和深入的基础，史学研究离开资料的积累，将成为无源之水，寸步难行。清代边疆史的基本资料依类别分至少有以下六大类：政书体资料，《实录》与《方略》，档案资料，奏议和文集，地方志资料，清人著述。上述六类基本资料的概况，在马汝珩教授与我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一书的导论中已有评述，在此不再赘述。（注：参阅《清代的边疆政策》，第1-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其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代档案，则是清史研究，当然也包括清代边疆史研究众多资料中的重中之重。本世纪以来，几代学人为发掘、整理清代档案做了艰辛努力，取得了世界性声誉！但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代档案仍然是一项亟待开发的宝藏。近20年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乾隆朝上谕档》、《光绪朝上谕档》和《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等等大型档案文献汇编相继出版，使清史研究者欣喜之余又一时大有难以利用消化之感慨！同时，一本又一本涉及边疆地区民族、政治、军事、经济的专题的档案选编也不断呈献于读者面前，仅以我个人参与的《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注：民族出版社，1988年。）、《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注：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而言，档案文献所提供的丰富史实，对于研究的细化和深入大有裨益。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的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屯垦戍边和18世纪70年代的土尔扈特自伏尔加河东返故土定居新疆，都是当时的大事，也是当代史学家关注的研究热点问题。但如果离开了档案文献，特别是满文档案，上述两次历史事件研究就显得单薄和苍白。（注：可参阅拙著：《渥巴锡论-兼论清朝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载《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第265-297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清代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史料与历史》，《民族研究》1994年4期。）同样我们从《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中可找到更多康熙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清朝对准噶尔部噶尔丹战争过程的细节记载。该书收录的诸如《在乌兰布通地方大败噶尔丹之歌》（第4296件）、《在克鲁伦地方清扫噶尔丹之歌》（第4297件）、《喀尔喀归附天朝之歌》（第4294件）等更是其他史籍中所从未记载的。基于此，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正在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密切合作，进行一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录副奏折边疆史料目录》的编选和汉译浩大工程。满文录副奏折是有关地方官员奏折经皇帝批阅后由军机处抄录留存的副件。清政府军机处全称办理军机事务处，是雍正八年设立的中枢机构。现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约18万件，始于雍正八年，迄止宣统三年。有清一代，边疆地区的军政大员均由满蒙官员担任，如西藏办事大臣、西宁办事大臣、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叶尔羌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归化城都统、黑龙江将军、齐齐哈尔副都统、墨尔根城副都统、吉林将军、三姓副都统、盛京将军等等，这些官员奏报各地军政事务奏折多用满文撰写，皇帝的“朱批”、“上谕”也用满文书写。因此，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涉及到边疆问题的文件数量众多，估计有12万件左右。这些档案涉及内容十分丰富，有关边疆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地理、民族、宗教以及外交方面的问题都有所反映。此项工程1997年已基本完成编选、汉译和排校，预计1998年可以列入出版计划。这实际上只是预拟的全部工程的第一步，第二步工作则是从约占有关边疆的12万件满文档案半数的新疆地区档案中，按已编成的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土尔扈特蒙古回归故土档案汇编之例，依专题编选档案汇编，汉译出版。可以预计，当这一工程全部完成之时，将大大丰富清代边疆史资料的底蕴，此为一。
    二是，有计划进行民族文字史籍的汉译。中国的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生活着众多少数民族，用民族文字撰写的古籍从来就是边疆研究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清代边疆的民族文字古籍涉及蒙文、藏文、察合台文、满文等多种文种，当今通一种民族文字并能直接用之于研究的尚且不多，兼通数种者更鲜。因此，有选择地将重要的民族古籍进行汉译，是清代边疆研究中资料建设的重要一环。以往在进行卫拉特蒙古史研究时，托忒文资料的发掘、整理和汉译始终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成崇德教授对《咱雅班第达传》的汉译和注释，（注：《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对于17世纪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的深入是起了推动作用的。藏文史籍的汉译工作做得也是较好的。众所周知，达赖喇嘛的活动在边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辈达赖的传记都是用藏文撰写，长期以来能直接用于研究的寥寥。近年以来，三世达赖喇嘛、四世达赖喇嘛（注：《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传、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传》（陈庆英、马连龙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2年。）、五世达赖喇嘛（注：《五世达赖喇嘛传》（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七世达赖喇嘛传先后汉译出版，于研究大有裨益，尤其是活跃于明清之际政坛的五世达赖喇嘛，作为格鲁派掌握西藏地方政教权力后的第一任达赖喇嘛，他曾参与了当时一系列重大政治活动，经历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格鲁派与蒙古和硕特联合推翻第悉藏巴政权，格鲁派在西藏掌权，西藏与清廷最早建立关系，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朝见顺治皇帝，西藏与不丹的战争，吴三桂反清时与西藏的联系，当时西藏与喜玛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锡金、尼泊尔各小邦以及与拉达克的交往，五世达赖喇嘛派梅热喇嘛在门隅地区建立达旺寺并派官员管理征税派差等，这些清朝初年之大事有的在汉文和蒙古文史料中未见记载，有的虽有记载但十分简单，而五世达赖喇嘛传是在五世达赖喇嘛大量实际记录的基础上编成的，因此，本书对许多重要事件的记载都有十分准确的时间，这在众多藏文史籍中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五世达赖喇嘛传是明末清初中国边疆史、民族史、边界史十分重要的第一手文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