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调整研究视角，开拓研究领域。
    重要的要把握好研究中的整体性和宏观性。清代的边疆有其相对的整体性，因此研究中需要将清代边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宏观考察，而不能满足于选取某个层面、某个环节进行孤立的、局部的研究。以清代边疆史中一项重要内容--清代边疆政策研究为例，有清一代治理边疆的政策包含有十分丰富的内容，进行诸如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封禁政策、移民政策、联姻政策、边疆管理政治体制与法律的单项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对边疆政策的认识不可忽视这种客观存在的整体性和宏观性，只有将清代边疆政策纳入清王朝为维护自身统治的总政策的大前提、实施政策的总体历史大背景和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是促进还是延缓的历史大结局出发，进行深层次研究，才可能更清楚地认识各项具体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成败得失的历史必然。
    只有把握好研究中的整体性和宏观性，才有可能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但是要做好研究领域的开拓，还必须弄清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清代边疆政策各个层面颇受研究者关注，但还存在三方面欠缺。以问题言，诸如边疆治理中的“三重三轻”（指重内“夷”轻外夷、重陆疆轻海疆、重政治经营轻经济开发）的利弊得失、藩属研究、清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对世界的认识）等等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引起研究者重视。以地区言，研究者重于清政府治理陆疆的政策和措施，特别是对蒙古、新疆、西藏、东北地区的治理研究已相当深入，而轻于有清一代海疆政策的系统研究。以时间言，多集中在清代前期，而对近代以降面对边疆危机清政府所采取的对策的深层研究尚显薄弱。同时，清代边疆政策研究中的上下贯通、宏观比较，更待引起研究者重视。所谓上下贯通，是指将清代边疆政策放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看到汉、唐、元、明、清诸代在制定和完善中国封建时期边疆政策进程中互为继承、又各有建树的特点；所谓宏观比较，是指将清代的边疆政策放到当时的世界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与同时代的俄国、美国的边疆拓展运动进行比较，寻求规律、找出差异。
    中国的边疆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社会结构各具特色，通过社会史的视角、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清代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社会进行研究。在边疆史日益为人们关注、社会史研究蓬勃发展的当今，摆在研究者面前的是如何寻求边疆史与社会史研究的交汇点。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是可以思考并首选的研究交汇点。一是边疆各民族的社区形成和相互关系研究，近读王俊敏先生《呼和浩特市区的民族迁移与居住格局》（注：《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2期。），我以为从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的开拓上为研究者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二是边疆人口流动和移民研究，特别是人口活动中亲属、同乡关系的作用。华立博士近著《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论述了清代新疆农业开发中的人口流动，且对人口活动中的亲属、同乡关系的作用已予以关注，当是可喜。三是边疆社会治理研究，从政治史角度言即是边疆政策研究，若从社会史角度，其内涵显然更为宽广，不仅包括了统治者制定、推行政策和实施治理的一面，还包括被统治者接受治理或拒绝治理的另一面。
    清代边疆史研究中值得开拓的领域很多，从研究史的角度，诸如清代边疆研究史、清代边疆探察史等等，严格说来都是研究中的处女地。
    第三，提倡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多样性本身就包含着研究视角选择的多样性，研究领域开拓上多样性，为研究者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可能。不过我认为，着力于比较研究，可视为当前研究方法多样性选择上的重点。前述宏观比较已提及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再以清代边疆考察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新疆考察研究为例，拙文《有清一代新疆考察述论》（注：刊《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依据已见史载，对清代中国人的新疆考察活动进行了概述后指出，对于中外各种人士的新疆考察活动要着力进行比较，把不同国家考察者的考察背景、目的、手段、方法及成果进行对比研究，我们还应把有清一代新疆考察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放到新疆考察史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进行研究，从中寻求规律、总结经验。
    如果仅仅从方法论角度来考虑选题，也是有多种选择的。90年代以来出版的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和《清代边疆开发研究》、袁森坡《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潘志平《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注：以上四种均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选题，该丛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阿拉腾奥其尔《清代伊犁将军论稿》（注：民族出版社，1995年。）等，可视为是将边疆作为完整研究客体后研究实践的首批研究成果。这样的选题方法显然是值得坚持。但是我以为另外一种方法似乎也值得尝试，我对这种方法称之为化面为点、化整为零的方法。清代疆域研究中离不开清代的藩属研究，因此撰写一部清代藩属研究专著是当务之急。但清代藩属类型各异，历史和现实情况演变更是千差万别，不如化整为零，个别研究，待条件成熟，再进行综合分类，总结共性与个性，更符合研究深化的内在规律。同样，近年我们悉心于组织撰写《清代的边疆政策》一书的续篇，以弥补该书重清前期轻清后期的不足，初步定题为《近代中国的边乱与边政》，并确定以中国各阶层对外夷认识的误差与局限从而造成政策制定从被动挨打到失败破产的角度，展开近代中国悲剧的一幕。应该说从视角、选题到方法都是可取的，可是内涵太丰富，可以直接借鉴的成果又有限，此研究项目至今仍处在待产阶段。我在想，如果将近代中国的边乱与边政，按地区分解成若干分题，也许达到研究彼岸的距离会缩短。
    总之，清代边疆史研究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在研究者共同努力下，也一定能够有一个大的发展！
    作者附记：1991年2期《清史研究》上曾刊发拙文《略论清代边疆政策的研究》。时隔六载余，承郭成康教授美意，我遵命作文，写成《清代边疆史研究刍议》。所述内容大多系自近两年来我在国内外多次学术讨论会或报告会上讲话要点的发挥，不过也确是反映了近年我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个方面，一些初浅的认识、突然迸发出来的思绪，如果能对从事、关心清代边疆史研究的同行和读者有资参考，当是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