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党问题上，黄兴反对“以党为政”。反对个人利益凌架于政党之上。他说：“以党为政，其弊专横而无理，他党又必效尤而加甚，贻误国事，实非浅鲜。”（11）在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上，黄兴主张“以政见相折冲”，反对“以武力相角逐”，要求“牺牲私见，服从公理，服从多数人之政见”，要求各党“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持政见不持党见”。（12）这些见解的提出，说明黄兴的政治思想水平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境界，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为当时党派纷争提出了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
    此外，黄兴还十分重视党纲、党德、党风的建设。关于党纲，他说：“政纲犹旗帜然，略同军队主义。军队须讲服从，一党之人立于政纲之下，即犹一国之人同立于一旗帜之下。”（13）他指出国民党党纲的特别之点在于“民生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要求党员恪守党纲，“力谋进行”。关于党德，黄兴认为：“一党有一党之道德，道德不完，则希望即不能达。权利心重，义务心即消亡于不觉。我辈今日当提倡人人除权利心，以国家为前提。党德既高，则希望可达。”（14）对于大党，尤其需要党德，“大政党的党德，应当以改造为精神，以促进为目的，以爱国为前提。”（15）对于他党，“须有包含一切之宏量”，“务期至相提携、交换意见，俾克砥砺观摩，收他山之助。”（16）这种涵养大度、包融一切的党德，一方面反映了黄兴的胸襟宽阔坦白；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黄兴对其它政党认识的肤浅，只求统一，不讲斗争。关于党风，黄兴认为全体党员应当为多数人谋幸福。他把“对于社会亦甚出力，全体一致”，称之为国民党的“特色”，“可以谓之党风”。他要求党员注意“平均地权”，把它作为立国的根基，以宏扬党风，并把宏扬党风与培植党德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包含一切之宏量”，才能使党在他党的攻击风潮中立于不败，才能以一种“特别党风造成一种党德”。
    针对当时党派林立，意见分岐，遇有重大问题发生，各树旗鼓的现象，黄兴主张消除党派纷争，断不可以党派争持，将国事搁置不问。他明确指出，就现在形势而论，中国不能象欧美各国那样“两党并立”，不宜多党，必须“有一最大之党将中国弄好，近之数十年，远之数百年，立于不败之地，于国事始有济。”（17）
    三、主张地方自治，赞同军民分治。国民党成立时，五条党纲中就有一条是“发展地方自治”，黄兴表示赞同，并把地方自治与社会进步、政治民主联系在一起。他说：“共和立宪之根基，全在于地方自治。地方不能自治，则人民爱国心必因之而薄弱，社会即无文明事业之进步，国家政治亦无发达之希望。”（18）当时有人为袁世凯专制独裁制造舆论，鼓吹“华人无自治之预备”，中国仍以实行君主政治为宜。他认为“华人之为人，若风俗、习惯、组织等项，皆含有极富之民主性质。且质地佳美，守法易驯，具建设自治共和之稳固基础。”（19）当时黎元洪通电各省，主张军民分治。黄兴复电表示赞同。他说：“尊意拟将军务、民政划界分权，诚为至论。民政为平时行政最要部分，泰西各国近甚注意，所以保持安宁，增进幸福、国家生存，端赖乎此。……务当早日分厘，期与各国一致，庶几军民安帖，分道进行。”（20）
    以上都是黄兴政治建国主张的主要内容。他的政治建国主张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国家利益、民族大局为重，以利国利民为其基本指导思想。他的“平民政治”思想，突破了农民革命的“皇权”思想，洋溢着强烈的民主主义气息，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民主、自由、平等的执着追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以清醒的头脑，审视社会的发展，把握时代的脉膊，指明努力的方向，这是难能可贵的。
    发展实业 增强国力
    清朝皇冠落地，中华民国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但面对经济凋敝、民穷国贫，满目疮痍的国情，如何尽快使国家日臻富强，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亟须解决的问题。黄兴认为，要实行民生主义，使国家早日富强起来，当借助于发展各种实业，强调“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21）他以德意志兴起为例，说明发展实业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德意志初兴的时候，国内内讧不断，人民无进取精神，但不到三、四十年，竟使世界商业霸主英吉利产生恐惧，原因在于实业之迅速发展。因此，他得出实业乃“发展国力之母”（22）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