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的实业建国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内容。
    第一，“欲兴实业，当谋铁路，铁路不发达，实业即不振兴。”（23）1912年8月，黄兴在《铁道杂志》序言上写道：“盖实业犹人身血液，铁道则其脉络，脉张滞塞，血液不贯注，自然之理也。”他希望政府与人民都要“先以铁道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兴勃也乎！”他还把铁路建设与国防事业、国民经济联系在一起，认为“铁路为交通利器，蒙藏以道路不通，致滋疑惑…西北进行之障碍，交通上实一大原因”，“民国经济之发达，全恃铁道”。
    第二，“竭全力办全国之矿”，开发丰富矿藏。黄兴认为，要实现民生政策，当从发展实业入手，而发展“实业又当从工业着手，工业当从矿务着手，矿务当从煤、铁二者着手”。他指出二十世纪将是煤铁世界，煤铁之多寡将代表国力之强弱。他还注意到铁道与矿业的紧密关系，“铁道修成，必有以供铁道之滋养料也。”（24）黄兴特别注重矿业，他在阐述湖南实业时，从具体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湖南实业当以“矿为第一”，并在1912年10月，制定了《开矿计划》。他说：“中国矿产极多，已开采者不及万分之一”，“苟能将矿业开采，既工业数倍美洲亦可”，（25）希望国民竭全力开采全国矿产，让沉睡的宝藏，来为建设国家服务。
    第三，提倡农工商并举，促进经济协调发展。黄兴认为“民国前途，全赖工商业之发达，而工商必以农林为前矛”。对农工商发展的辩证关系，他阐述得十分清楚。他说：“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农工发达，则商业亦自然发达矣。”（26）他进一步指出发展工农业与加强国防也有密切关系。认为军事上的发达，“全以农工为根本”。他主张建设市场，促进商业的发展，希望长沙“修天桥联系水陆洲、岳麓山为市场”，湘潭“拆城，于文昌阁一带修筑马路，成一商场。”黄兴的这些远见卓识，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对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第四，发展拓殖事业，加强边疆建设。黄兴说：“中国国家自有历史以来，天然为地球一最大农国。兄弟进大沽口，亲见各处荒地甚多。如能讲求农业，必能发达一地方之地力，此不过一最小比例。其余如二十二省，蒙古、新疆可垦殖之地甚多。”因此，他发起垦殖协会，“以苏民困，维国本”（27），并认为拓殖可以巩固国防，开辟利源，扩充财（力），“泯尔我之诈虞，辟天然之种源，舒民间之财力，疏东南之生齿，固西北之边防，杜绝列强抵隙蹈瑕之机，实行吾侪移民殖边之策。”
    第五，整理财政，开辟财源。黄兴主张通过多种途径来筹集资金。一是成立中央银行，利用推行币制机会，吸收现金。二是要求各省自行集合人民资本，组织国民银行，并由国民银行协力组织一国民银公司，以“积国人之资源，谋公共之利益，社会金融于以活泼，政府借贷亦可接济，利国利民，实无逾此。”（29）三是主张吸收外资，建议“由政府派名誉素著之人，赴外洋各埠募集华侨资本”。关于外债，他说：“贸贸然徒言拒债者，因噎废食之见也；龂龂然侈言借债者，贪饵吞钩之为也，两者均未见其可。”（30）他主张借外债用于生产建设事业，反对借外债供个人之消费。四是劝募国民捐，号召一切人民发扬爱国热情，毁家纾难，竭力捐助。五是整理地契税，实行盐专卖。
    此外，黄兴认为要兴实业，“须先研究实业之学问”（31）。他主张在发展实业的时候，要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并加以研究改进。他说：“西国实业，日异月新，既以东亚为市场，既不能禁民之不购贷。惟有事事仿造，翻新出奇。”（32）
    黄兴不仅有实业救国的言论，而且有实干的业绩。建国后，他“避政界而趋实业”，进行了一系列的实业救国活动。从1912年3月起，他先后发起组织拓殖协会，倡办拓殖学校，担任拓殖协会会长、中华民国铁道协会副会长，汉粤川铁路督办等职，参与发起湖南五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汽船有限公司，并投资孙中山等倡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其振兴实业之诚，由此足见一斑。
    黄兴提倡振兴实业，力主路矿先行，农工商并举，发展拓殖事业，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顺应历史的潮流，有利于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民族的独立。他的实业建国主张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它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与解决国民生计、增强国防相结合，还与挽回利权直接相联系。黄兴主张实业“不取个人主义，且非仅为一地方谋利，实为全国家谋利益”。这种崇高的爱国思想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