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关于共产国际与第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关系的探讨已经比较深入。然而我们注意到，对共产国际与两次国共合作之间有何异同，特别是共产国际在两次国共合作中指导思想和领导方式上的明显差异，这一重要问题至今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鉴于此，本文将对共产国际与两次国共合作的关系作一综合比较，在归纳共性的同时，着力分析其差异，并总结经验教训，以求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认识。
    一、共产国际对两次国共合作建立的倡导和推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其他党派采取的是“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册，第8、66、32页。）。经中共二大确定“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册，第8、66、32页。）后，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最后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这一转变是在共产国际的精心指导和耐心帮助下实现的。
    首先，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是共产国际支持中国革命、积极倡导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共制定有关国共合作策略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本国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其中关于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划分、关于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关于殖民地革命的对象、前途、任务以及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阐述，极大地提高了中共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
    其次，共产国际根据中国革命实际和国共两党状况，发出一系列文件，提议国共合作，并坚持党内合作形式。1922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指示信，1923年又连续发出三个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在这些文件的直接指导下，1923年6月中共三大有关革命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标志着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正式形成。
    密切关注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也给了困境中的孙中山国民党以指点、帮助。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详细阐明了共产国际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首次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较完备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基本原则。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
    此外，共产国际代表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往来于国共两党之间，一面劝说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一面帮助孙中山国民党实现转变，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和信任。受孙中山委托，国际代表参与了国民党改组和一大的领导工作，并为一大起草宣言、章程。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和章程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共产国际、苏联从政治、军事诸方面全力支援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权，促进了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发展。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同样得益于共产国际的倡导、推动。在法西斯进攻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新形势下，共产国际逐渐改变了“左”倾关门主义策略，提出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这一转变直接影响和促进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正如胡乔木所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工作，是1931年到1934年的党中央所不能完成的，毛泽东在1935年的长征中也不可能完成的，直到共产国际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和帮助之下，党在8月1日发表了号召建立统一战线的宣言，特别是党中央政治局在12月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毛泽东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才满足了这个要求”（注：转引自《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1936年7月，共产国际又改变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同时并举”的口号，致电中共，指示应以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中共据此并结合实际情况，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放弃反蒋口号，开始谋求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如果说中共由执行“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到实行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源于共产国际七大的策略转变，那么，中共放弃反蒋口号，进而提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则源于1936年夏天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这些指示促使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展到更加完善的阶段。
    作为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联系、沟通的桥梁、纽带，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也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由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电讯联系的中断，中共代表团先于正在领导红军长征的中共中央，开始策略转变。从1933年到1934年，代表团为中央起草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等文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为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否定统下不统上的“左”倾政策提出了可贵意见。1935年夏，代表团又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基本内容，标志着在共产国际策略转变的影响下，中共的统战政策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变，为中央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统战政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形成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对于两次国共合作既有指导思想的理论阐述，又有具体的文件指示，还有派驻代表或通过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贯彻，这是两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特点，是共产国际的主要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