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产国际在指导两次国共合作中的右倾错误
    共产国际指导中共进行国共合作的最大失误是对国民党及国共关系问题的认识上的右倾错误。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前，共产国际就对中国工人运动的现状及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过低，认为“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77页。）。这是日后统一战线中共产国际右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国共合作建立后，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倾向一直影响着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共产国际适时地提出军事、武装问题，却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而取消中共独立的军事工作，完全失掉了无产阶级的独立性。由于对国民党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右翼的反共活动缺乏警惕，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并且压制中共内部与之斗争的力量，主张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向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让步，以挽救南方的革命”（注：转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130页。）。面对蒋介石的反共分裂阴谋，一次次地退让，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审慎行事，采取灵活态度，善于利用各种条件，而决不能突出自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注：转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130页。）。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顾问的右倾指导直接影响了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态度。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固然是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右派实行妥协退让政策的结果，追本溯源，共产国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抗战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仍然过高地估计中共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指示中共在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成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来源。只是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渐趋成熟的中共中央抵制了这一错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才避免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大革命失败之复辙。在苏联依然将大量军需援助给蒋介石的情况下，中共记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不重视武装的教训，决不把红军和根据地交给国民党，积极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坚持正确的策略总方针和斗争原则，有效地克服了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打退了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坚持了统一战线，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
    两次国共合作，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都有右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程度不同的损失。共产国际的这一错误主要源于对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缺乏深刻的、全面的了解，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缺乏正确的估计，加之革命形势瞬息万变，由一个万里之外的国际组织遥控指挥革命，难免会有很多误差。因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用“马克思主义之矢”来射“中国革命之的”便成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本。
    三、共产国际在两次国共合作中指导思想和领导方式上的差异
    两次国共合作的建立，都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倡导、推动；共产国际在对两次国共合作的指导中都犯有右倾错误。这是共产国际在两次国共合作中作用的共同方面。共产国际的指导，在指导思想和领导方式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把发动和领导世界革命视为己任，把帮助和指导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苏共是共产国际中最大、最有影响的党，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共在各国党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共产国际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苏共在外交上的民族利己主义思想势必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与指导。通观共产国际对两次国共合作的指导，其出发点不外于世界革命大局、中国革命利益、苏联外交政策三方面考虑，但这三方面因素在两次国共合作中的比重有所不同：共产国际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主要是其发动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所驱，同时也是帮助中国革命的需要，苏俄的自身利益处于第三位考虑因素。由于列宁领导时的共产国际是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为指导原则，这时期的苏俄外交基本上服务于共产国际的政策策略需要，并无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列宁在谈到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时说：“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被压迫国家的人民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注：《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311页。）。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世界革命正面临法西斯的进攻，地跨欧亚两洲的苏联受到了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威胁。为减轻苏联的战争压力，共产国际极力倡导国共两党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拖住日本，因而共产国际倡导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主要是以苏联的对外政策为考虑依据，其次是世界革命大局，再次是中国革命利益。在这一次序下，为了苏联的自身利益，共产国际有时甚至不惜以牺牲中国革命的利益为代价，具有明显的助长苏共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其政策制定基本上服务于苏联的内外政策。共产国际的重蒋轻共，即源于对苏联自身利益的考虑。苏联对华政策的重点是援助蒋介石，而援蒋的目的是使其长期拖住日本。在斯大林看来，苏联“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这样，才能在德国进攻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而中共和中国工人阶级“还显得太孱弱”，故“要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有了必胜的信心，蒋介石就不会同侵略者妥协”（注：[苏]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5、36页。）。这是共产国际帮助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主要意图。为了达到使苏联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战略目的，苏联政府竟与正在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败坏了社会主义苏联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苏德战争爆发后，围绕中共出兵保卫苏联问题引发的争论更清楚地反映了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不惜牺牲他国利益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对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一方面表示支持苏联，准备援助苏联；另一方面又顾及当时的具体情况，作长远打算，立足于中国革命实际，量力而行，不能为了保卫苏联而断送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指出：中共援助苏联的具体办法就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法西斯日本强盗出中国。中共以中国抗战的胜利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避免了共产国际、苏联民族利己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式有个由高度集中、干预内政到逐步松动的转变过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除了通过会议、文件指示外，还派遣大批代表、顾问来华坐镇指挥；中共六大以后改为由中共派代表团驻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经由代表团指导中共；共产国际七大以后进而决定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
    共产国际代表既是国际理论、指示的传播者、贯彻者，也是对中共的监督执行者。他们拥有“最广泛的权力”，也有程度不同的专制作风。国共合作的建立、大革命的开展凝结着国际代表马林、维经斯基、鲍罗廷、加伦等人的智慧和心血，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也同国际代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共产国际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是全局的，贯穿始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