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的失败及随后在共产国际代表影响下的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发生，促使共产国际和中共开始反思其中的深刻原因。中共六大后，共产国际改变了领导方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代共产国际代表来华，成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方式，这比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越俎代疱、包办代替显然要民主一些。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既按国际意志执行过“左”倾路线，又“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立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十一册，第402页。）。
    鉴于国际形势的千变万化和各国党的逐渐成熟独立自主意识的提高，共产国际七大又作出了各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管理机构关系问题的决议，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今后应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一般说来，要避免直接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组织事务”（注：转引自[苏]索波列夫等著《共产国际史纲》，人民出版社，第411页。）。虽然在实际工作中，共产国际对中共仍有干预，但专制独断作风有所收敛，这就为中共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两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变化
    在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时期中，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也经过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
    自从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正式开始。但早期的中共领导人对这种关系很不适应，当时的中央书记陈独秀就曾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发生过冲突，冲突的主要原因是陈独秀不愿受制于共产国际，不习惯共产国际有凌驾于中共的权力。这反映了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体制与早期中共要求独立自主之间的矛盾。共产国际倡导的国共合作更引起了它与中共的一场激烈争论。陈独秀为此曾致信维经斯基，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对于党内合作形式表示“绝对不赞成”，并认为“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册，第8、66、32页。）。但国共合作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党内合作在当时情况下也不失为一计良策，因而经过共产国际的说服、帮助，中共的认识有了提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由于共产国际的许多建议被证明为正确，由于幼年时期的中共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由于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纪律，其决议和指示不容中共不执行。这样，出于对共产国际的信任尊重，出于对国际纪律的服从，出于对苏俄革命胜利的向往，中共一般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以至后来将其教条化、神圣化。当中共与共产国际产生意见分歧时，往往放弃自己的主张，接受国际的意见。一切向国际求教，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由言听计从发展到独立自主。这一方面是由于共产国际七大作出了不再干涉各国内部事务的决定，专制独断作风较前有所改观；另一方面，经过十多年革命胜败利挫的风风雨雨，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日益成熟的领导集体，已经自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已经能够妥善处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既不是一切照搬，也不是全盘否定，而采取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态度，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正确的措施，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政策，既坚持了中国革命的利益原则，又维护了与共产国际的团结。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对共产国际的言听计从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的独立自主，体现了中共的成长成熟。
    共产国际指导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说明，中国革命曾经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但任何大党或国际组织都不能包揽他国事务，中国革命的胜利，依靠的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依靠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一切工作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33年版，第3页。）这是历史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