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万历年间担任过国子监祭酒的会稽人陶望龄，他对时局的认识是：“方今之势，如漏舟泛江海，犹幸无事，濡衣褐，解幞被，叫呼狂顾，塞此溃彼。假令风济彼解，犹幸无事，万分有不幸，冲飙狂涛，又震击之，虽有童昏之人，犹知其难也。”（注：陶望龄《歇庵集·因旱修省陈官时政疏》。）其时，阶级矛盾的对立，民族矛盾之尖锐，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与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的冲突，官方哲学即宋明理学的腐朽性与新兴讲求实学思潮的冲突，已相互交织成一种危机重重的社会现实。显然，陶望龄所言并不是其个人的耸人听闻之词。
    大约半个世纪之后，苏州文学家冯梦龙在他的《甲申纪事·自序》中也说了这样一段话：“方今时势，如御漏舟行江湖中，风波正急，舵师楫手，兢兢业业，协心共济，犹冀免溺。稍泄玩，必无幸矣，况可袖手而间诟谇乎！庙堂隐忧，无大于此。”形势还向恶性发展，且更加严重。因此，明朝后期的时贤学者都喜用“天崩地解”来概括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
    朱明王朝的社会经济，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恢复发展，至宣德年间跃上一个台阶后，由于征伐、边患，中官擅权、土地兼并、赋役加重，农村社会不安定因素增长，又渡过了半个世纪，至万历年间已是内困外患交结，四海腾沸，败象环生了。诚然，明朝的封建统治无法避免中国封建社会中王朝“一次又一次的定型的周期的表演”（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的历史命运，而中明以后勃兴的，比以往层次更高一级的商品货币经济，几乎较为全面的长入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诸领域，则更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末期的历史进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锁链上一个环节的明王朝，自然深受此种浪潮的冲击和由此产生的各种危机的振荡，加快其灭亡的步伐。
    明初，统治者感慑农民战争的威力，在修复封建社会结构的同时，不得不谨慎从事，小心处理其政治、经济、阶级等各种矛盾关系，以免重蹈覆辙。随着社会经济的复兴，统治阶级也逐渐由俭入奢，日益腐化起来。他们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经不起日益精巧的民间手工业品和海外珍奇及其他奢侈物质享受欲望的诱惑，渴求攫取更多的货币。
    顾炎武书录苏州地区民谣说，“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一而劳多，雕朽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滑之民为之。”统治阶级中人垂涎工商之利，纷纷经营工商业，“缙绅大夫多以货殖为急”的现象相当普遍。苏州地区的许多“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松江籍大官僚徐阶家里，“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徽州的“阀阅之家，不惮为贾”；江西“士人或窜身市籍”。富冠三吴的礼部尚书董份，“有质舍百余处”，巡抚湖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耀，令“家奴开设典当，在无锡、苏、常各处者十余铺”，大官僚王世贞家亦有大量典当业在外，每年可得利30多万。（注：范守己《曲洧新闻》卷2；沈铁《劾贪婪抚臣疏》。）“逐末者多衣冠之族”，（注：万历《东昌府志·风俗，卷2。）其直接参与经营，具有很强的垄断性和贪婪性。汪道昆在《太函集》中揭露，翊国公郭勋，在北京设店千余所，“擅作威福，罔利虐民”。即使皇家，亦广开皇店，与民间商贾争利。《明史·齐之鸾传》有云：“皇店诸名不一”，甚至有聚娼作乐的“花酒铺”。只要能赚钱敛财，也顾不得什么体统了。
    统治阶级对工商利益的追求，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导向的效应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富者缩资而趋末”，一般平民“苦田少，不得耕耨而食，并商游江南北，以通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博铢于四方”，或“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注：《明世宗实录·嘉靖四十四年四月丙戌》，卷545；顾炎武《天下郡国刊病书》卷8，卷19。）苏松嘉湖一带“家杼轴而户纂”，“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比屋皆工织作”。（注：张瀚《松窗梦语》卷4；正德《松江府志·风俗》；嘉靖《吴邑志·物产上》。）江南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比其他区域较为先进的历史现象和人文景观。
    江南农村社会那种田园牧歌般的“安居乐业”被搅乱了。《万历实录》（卷176）云，“天下财赋，东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苏常镇六府者，又居东南之六分，他舟车诸费又六倍之，是东南固天下财赋之源也。乃自顷岁以来，逋赋日积，而小民之嗷嗷者，十室九空。”张居正说：“一切重役，愁苦贫民，而吴中尤甚。”赋役的沉重，人丁的滋殖，田土的不增加，矛盾十分突出。浙人徐渭分析说：“今按于籍口六万二千有奇，不丁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仅四十余万亩，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等其类而分之，止须数千家，而尽有四十余万之田矣。”（注：徐渭《徐文长集》卷18。）江南地区的固有秩序已彻底碎裂。徐阶“在政府久，富于分宜（严嵩），有田二十四万。”董份“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董其昌有“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注：伍袁萃《漫录评正》，范守已《曲洧新闻》，佚名《民抄董宦事辑》。）豪强大量的占田，对在籍小农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自耕农在兼并困苦之下纷纷破产。松江何良俊对此有一个估计，他说：“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大体情形是，“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总之，“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3。）明人对江南人口布局有“闽广、淮扬其适中者也，而最稀者湖广，最密者江浙”（注：于慎行《谷山笔尘》卷20。）的估计。《万历实录》也说：“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注：《万历实录·神宗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丙申》，卷361。）这么多人的出路去向，早已是明人关注的重要热点。苏抚周忱对此至少有“大户苞荫，豪匠冒合，船居浮荡，军囚索引，屯营隐占，邻境蔽匿和僧道招诱”等七个方面的归纳。（注：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明经世文编》卷22。）反映了江南人口构成和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
    徐文长认为，“人口与业相停而养始不病”。当今一邑之田都被少数豪强霸据的情况下，“合计依田而食，与依他业别产而食者，仅可令十万人不饥耳。此外则不沾寸土者尚十余万人也”，即使把土地均分，也解决不了这个矛盾。（注：徐渭《徐文长集》卷18。）当北方流民潮不断高涨，多时要占到全国在籍人口10%，某些地区的非农业人口甚至达到60-70%的时候，江南地区的失本业者基本上为社会接纳、消化。周忱说：“苏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艰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后也，见流寓者之胜于土著，故相煽成风，接踵而去，不复再怀乡土，……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注：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指出了江南人民不得不在发展工商业经济的情况下求生存的社会特点。吴人顾公燮认为，“治国之道，第一要务在安顿穷人”。他指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注：顾公燮《清夏闲记摘抄》上。）
    玉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者。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这是他们所谓“乐于转徙”、“轻其乡”的根本原因。一些人在那些从官工匠中分化出来的民间业主、工头或领班人的招诱带领下，进入手工业作坊，“或开张铺店”。以后行会制度发展，又靠乡里乡亲关系拉扯进入行业。“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宜兴业履者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于是，松江府的细木器店、鞋店、黄草蒲鞋铺开出来了。“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湖州的包头绢业，凡“机杼之家，相沿比（此）业，巧变百出”。苏州“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去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餮计，……两者相资为生久矣。”《万历实录》云：“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注：《神宗实录·万历三十九年七月丁未》，卷361。）诚如张瀚《松窗梦语》所言：“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其呈现出来的明代工商业发展的新趋势，透露出封建社会末期江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萌芽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