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特征和环境特征，并由此引发社会意识的嬗变。此种变化诱导的心理感召，使知识阶层中的一些分子的思想进路朝着一个方向趋同。他们的思想劳动成果，无不迸射出时代的火花，使他们得以跨越时空，结合成中国封建社会崩溃之前的先进知识群体，星光灿烂，闪烁在黎明前的夜空。
    得风气之先而开了眼界的徐光启说：“我辈爬了一生的烂路，甚可笑也。”故他努力“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诸策，旁及工艺、数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又“独得泰西之秘”，（注：《徐光启集·农政全书张溥序》。）与科学文明结了不解之缘。强烈的爱国热情，赋予他战胜学术困难的力量和勇气。在总结传统经验与引进西方新学的基础上，他“杂采众长，兼出独见”，为的是使“率天下而丰衣食，绝饥寒”。（注：《徐光启集·农政全书张溥序。）他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作为中国封建末世社会的一个书生，他为“欲求超胜”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忱竭尽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同时也深感到“忧天有志，而匡时无术”的苦恼。
    明王朝的病入膏育与江南等一些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刺激和推动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实学的重视。他们以广博的学术修养与异乎寻常的思维方式，结束了王阳明心学对思想文化界长期专政的格局。他们掀起的思想解放思潮，造成了一个时期学术和科学文化空前的繁荣。
    顾允成对王门后学的虚无主义及其清谈风气批评说：“今之学者，凭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快活过日。”（注：高攀龙《顾季时行状》，载《高于遗书》卷11中。）“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在封建制度的铸造下，读书人几乎都是把自己个人的利益追求同统治者的需要揉合在一起的。读书做官，发财致富。官无论久暂崇卑，必有华屋接阛阓，良田连阡陌，积货充市肆，僮奴溢街巷。在朝作官宦，在野为乡绅，还有一批口若悬河的鸿儒。封建社会的衰落，当然也是士大夫及其正统思想的没路。中世纪黑暗中的另一些知识分子却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他们在商品经济车轮的启动下，认识到经世致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开始了一种向新的追求转变。他们敢于直面旧的世界，举起了批判的大旗。
    顾炎武在《日知录·守令》中提出了“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主张。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一》中则指出：“天下非一家之私”，所以处理天下之事必须要“循天下之公”。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置相》中指责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甚至说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的话来。“国”与“天下”两种概念的树立，引伸到“亡国”不等于“亡天下”，将天下的兴亡，维系于每个匹夫，使之对社会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明清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李贽在《答耿中丞书》中对几千年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作了否定，宋应星以其实际行动对读书人的科举独木桥进行了无情鞭挞。戴震说：“凡是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得理？”（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批判了理学家否定人的正常感情和欲望，空谈天理的荒谬，并认为与“酷吏以法杀人”一样，“后儒以理杀人”，（注：李贽《续焚书·三教归儒说》。）都是统治者祸国殃民的工具。李贽则说他们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注：《戴东原集·与某书》。）所以他从小就“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李贽的童心说，黄宗羲、顾炎武的诗论，袁宏道的文论，冯梦龙对世俗人情的小说演绎，汤显祖对梦幻世界的精神寄托等等，都是用他们丰富多彩的情感和睿智卓识，对道学家乏昧枯涩的载道文字作对抗。而如徐霞客的《游记》，乃是他“升降于危崖绝壑，搜探于蛇龙窟宅，亘古人未到之区，不惜捐躯命，多方竭虑以赴之，期于必造其域，必穷其奥而后止”的结晶。李时珍那“如入金谷之园”的《本草纲目》，则是他用27年之功力，“搜罗百氏，访采四方”的百科全书。宋应星在“五上公车不第”之后，从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生涯中解脱出来，写出了“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中国技术的百科全书”（日本薮内清教授语）--《天工开物》（注：《徐霞客游记》第1261页；王世贞《本草纲目序》；宋应星《天工开物序》。），成为“中国的狄德罗”（英李约瑟博士语）。以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等著述，无不都是从实业实学上殚精竭虑的做功夫，想把中国文化致思的重点，引上适应商品经济发展与手工业和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所需要的轨道，也就是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去叩响近代社会的大门。英国李约瑟博士在评论音乐艺术家朱载堉的时候，曾经这样断论：“朱载堉虽然远离欧洲，但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注：转引戴念祖《朱载堉--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第259页。）
    马克思指出：“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中国文化思想界出现的大裂变，经世致用精神与近代科学思潮的蔚成，启蒙学者群星的争辉，正是在如马克思所说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严峻的阶级矛盾、迫在眉睫的民族斗争，以及史家每以江南地区为例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旧的封建主义小农经济的矛盾，给他们驰骋的思想进路提供了一个相当的时空舞台。“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而是“特定条件下”生成的历史的某个阶段。封建国家政权虽然腐败却依然强大，使得“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并“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和“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页；第4卷第483页。）比如赵翼指出的中明以后“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吸血，天下咸被害矣”（注：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矿税之害》，卷35。）即是一例。史料记载说，浙江永嘉地产美梨，县官命“悉伐其树”；江苏虞山出软栗，守令“命种者悉拔去”，都担心日后会遭到六安茶“始若利民，而今为民害则甚”，弄得一境之民“鬻产卖子以买充者”（注：陈继儒《见闻录》卷6；《读书镜》卷7；陈霆《两山墨谈》卷9。）的命运。在封建专制超经济掠夺下，农民起义、市民斗争烽烟四起，形成了明代中叶以后阶级斗争的新格局。
    发难于西北地区的明末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却始终没有挺进江南，其原因从直观上来说，是江南地区始终没有出现类似北方那样成千上万的流民群，缺乏一种与起义军共同的阶级基础，从更深层次来看，则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丕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状况的改变，至满清铁蹄蹂躏，威胁到江南地主集团以及城乡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时候才有所改变，于是，江南地区就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和不绝如缕的反清思想之场景。
    在那些抗清反清志士中，很不乏靠着江南先进经济的营养哺育出来的文人与启蒙思想家。“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之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06页。）当他们驰聘在疆场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在箝制江南士人思想的文化专制主义监狱中熬刑受戮之时，夭折了的启蒙思潮所遗留下来的“先哲的精神”，（注：鲁迅《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其特具的魅力，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