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条约权的扩张
    根据宪法，美国总统有权与外国缔结条约，所缔结的条约必须经过国会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票的同意方能生效。但总统与外国行政首脑订立的行政协定则无需经过参议院的批准。按照美国最高法院1936年的裁决，行政协定具有与国内法律和对外条约相等的法律效力。根据宪法第六条关于最高权力条款的内容，两者都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法律，而采取何种形式，只有总统才能决定。这就使总统在行政协定问题上得到了一种特权。二战以来，美国总统与外国签订的行政协定的数量日益超过条约，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据统计，1950年美国对外订立的条约共有6种，行政协定134件；1960年，条约仍为6件，行政协定增至266件。[⑧]从1940年到1970年，美国与外国共签订行政协定5653件，占美国历史上行政协定总数的83%；同时期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为310件，仅占美国历史上全部条约件数的28%。战后到70年代初，美国近95%的对外协约采用了行政协定的形式。[⑨]这就意味着在总统与外国缔结的全部协约中，仅有5%需要国会批准。行政协定不仅在数量上超过条约，而且内容上多涉及重大问题。例如，对战后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1945年雅尔塔协定、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结束越南战争的1973年巴黎协定都属于行政协定。此外，行政协定还用于实施马歇尔计划，用于同许多国家达成秘密协议，作出军事承诺，提供援助等。行政协定实际上成为总统变相地扩大外交权力而又不受国会制约的有效手段。
    （三）任命权和外交承认权的扩张。
    按宪法要求，总统任命的高级外交、行政官员必须得到参议院的批准，但这并不包括总统任命的高级私人助理。不论这是否是制宪者们有意或无意的疏忽，但的确为总统权力扩张又打开一扇方便之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任命他的朋友哈里·霍普金斯为总统特使，和斯大林、丘吉尔等盟国首脑进行频繁的联系，从未得到国会的认可。然而，霍普金斯扮演的角色常常比国务卿赫尔还要重要。在70年代，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分别作为尼克松和卡特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所发挥的作用更远远超过当时的国务卿罗杰斯和万斯。这些都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外交承认权是指总统根据宪法第二条第三款有“接见使节的权力”。但战后以来，总统往往以是否接见外国使节来体现美国对某一国家或政治实体的态度，从而造成总统外交权的扩大。
    此外，战后历届美国总统还把国会授予他在危机时期使用“紧急状态”的权力加以滥用，同时一再以“国家安全”为幌子，扩大所谓“保密与行政特权”，控制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对此，战后历届总统并不讳言，都声称在外交上有绝对的权威。如杜鲁门说：“外交政策由我决定。”肯尼迪说：“有关外交事务政策问题，必须由总统单独决定。”尼克松则说：“总统的主要责任就是领导，而不是‘说服’。”[⑩]这就招致在外交领域总统权力日渐膨胀而国会权力日渐衰微的局面。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这里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略加分析：
    首先，总统外交权的扩大是20世纪以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奉行对外扩张政策的必然要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开始了推行海外扩张政策的过程，这就相应地使总统在外交领域的权力和地位得到加强。在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总统的外交权进一步扩大。战后，随着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确立，美国凭借战时膨胀起来的实力，迅速走上全球扩张的道路，成为领导资本主义世界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的盟主。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垄断资本集团称霸世界的需要，使外交和全球军事战略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这势必加强和扩大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于一身的总统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力和作用。
    第二，国会的默认和支持为总统外交权扩张提供了可乘之机。本来，国会的宣战权是由宪法授予的。但是，由于战后美苏矛盾的激化，在“抵抗共产主义渗透”的冷战目标下，国会从维护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对总统采取的外交手段和军事行动，往往予以默认或公开支持，而不大计较总统采取的战争行动是否经过国会宣战的法定程序。例如，1955年国会参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所谓《福摩萨决议》，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认为必要时使用美国军队来保卫福摩萨”即台湾及附近岛屿。1964年，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授权约翰逊总统“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击退对美国军队的任何武装袭击。”战后虽有少数国会议员不满意总统在外交领域的专权，如参议员沃特金斯曾当面指责杜鲁门总统没同国会商量就使美国承担义务在朝鲜作战，但沃特金斯不仅没有得到国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反给人扣上顽固分子的帽子而受到奚落。因此，从整体上看，战后美国国会已成为“总统的忠诚而不分是非的支持者”[（11）]，“对总统常常表现出明显的讨好态度”[（12）]。正是在研究了这种现象后，美国著名史学家布鲁姆等人断言，“总统权力的膨胀不仅是总统攫取权力的结果，也是由于国会放弃职守”[（13）]所致。对于总统权力过分扩张造成的恶果，国会难辞其咎。[（14）]
    第三，美国宪法含义的模糊性和最高法院对宪法的从宽解释，为总统外交权扩大提供了法律依据。当代学者指出，宪法虽然未授予总统许多具体权力，但授予的立法否决权可使总统在立法上享有实质性权力。宪法关于总统权力和职责的含糊规定，并不限制总统权力的扩张。总统拥有“行政权”、“负责使法律切实执行”、是武装力量总司令等含义模糊的条款，事实上成为总统自由行事的宪法支柱。而解释宪法的权威最高法院对宪法条款所作的从宽解释，有利于总统权力的扩张。如1936年最高法院在合众国诉柯蒂斯-赖特公司案中裁决，总统作为“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的代表”，“拥有十分微妙的、完全的专有权力，他在行使此项权力时不需要国会的法律作为根据”。[（15）]这一裁决认可了总统在外交领域拥有的特殊地位和权力。在战争权问题上，当代最高法院的一些裁决更是明显倾向总统，认为“总统在对外来威胁作出反应之前，不必等待国会的宣战。”比如在越南战争期间，人们曾一再要求最高法院审查总统不经国会宣战而进行的战争是否违宪，但有的法官认为，越南战争是合法的，因为国会为此拨出巨款，等于同意越战。[（16）]最高法院的这种态度客观上使总统和国会之间的权力天平发生了有利于前者的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