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商主义与重工主义
    从传统的农本主义转向近代重商主义、重工主义，是一大历史性的进步。从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洋务运动”，郑观应的“商战”，张謇的“实业救国”，等等，真是人材辈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许多可贵的富民强国的主张。从经济学的角度，我把它们分为两大类：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
    （一）国家资本主义
    19世纪中叶清朝一批有见识的官僚，以积极主张并参与创办“洋务”而形成一个特殊派别--“洋务派”。他们的基本纲领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以振兴国家，实现“自强、求富”之目标。
    从1860年（咸丰十年）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这35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时期--“洋务运动”时期。以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在内忧外患的逼迫下，提出“自强”和“求富”的纲领，推行新政，建立近代工业。据牟安世著《洋务运动》〔6〕一书分析，洋务运动讲的“求富”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第一，求富在于振兴商务，借以“稍分洋商之利”。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曾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7〕。
    第二，求富在于开办企业。1876年李鸿章在给山东巡抚丁宝桢的信中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之国，岁人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之税 。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8〕
    第三，洋务派试图通过经济垄断，以达求富之目的。初期只准官办企业，不准民办企业。例如，洋务运动第一阶段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金陵机器局（1865年）、福州船政局（1866年）、天津机器局（1867年），都是官办企业。即使后来建立的“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也是置于衙门的严格控制之下。再如，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后，1882年上海商人叶应忠也曾申请设立轮船公司，遭李拒绝。结果，此后20年，中国始终未能出现第二家轮船公司。
    总之，洋务派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创立官办企业，虽然社会成本太高，收效远远低于预望值，但不能说是完全失败，他们终究把先进的机器生产方式引进了中国，打破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的旧秩序，推动了中国向近代工商社会过渡。
    （二）私人资本主义
    同洋务派相对立的，是一批能人智士鼓吹“以商立国”〔9〕，其代表人物有王韬、容闳、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他们信奉西欧的重商主义，认为“商富即国富”〔10〕，西方国家“若英、若美、若法、若俄、若德、若英属之印度，无不以通商致富”〔11〕，“英之国计民生全恃乎商，高其利悉出自航海”〔12〕，故应学习西方“恃商为国本”〔13〕。
    郑观应（1842～1921年）是“以商立国”的代表人物，他经营近代工商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长达65年之久，丰富的阅历使郑观应既不同于书生之见、纸上谈兵，又不同于官商高高在上、言不及义，兼具理论家和实业家的双重品格。郑观应可谓是中国重商主义代表人物，其主要观点、主张如下：
    （1）郑观应极力反对农本主义的老传统，鼓吹“以商立国”。他用发展的历史观评论了“中国以农立国”，指出：“古之时，小民各自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并兼，各图利己，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同向往来，皆为通商而设。”他批判了商为四业之末的老观念，举出当时最强大的英国为例：“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士，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业，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14〕
    （2）郑观应洞察世情，列举了许多国家“以商富国”、“国富而国强”的成功经验。郑观应综述泰西各国成功之道：“盖西人尚富强最重通商，其君、相惟恐他人夺其利益，特设商部大臣以提挈纲领。远方异域恐耳目之不周，鉴察之不及，则往往以领事，卫之以兵轮。凡物产之丰歉，出入之多寡，销数之畅滞，月有稽，岁有考。虑其不专，则设学堂以启牖之；恐其不奋，则设金牌以鼓励之。商力或有不足，则多出国帑倡导之；商本或虑过重，则轻出口说税植之。立法定制必详必备，在内无不尽心讲习，在外无不百计维持。”〔15〕
    （3）郑观应强调“能富而后能强”，并提出“心战”胜于“形战”的观点。他说：“可知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然富出于商，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力，所以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且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16〕
    郑观应批评：“惟中国不重商务，而士、农、工、商又各自为谋，虽屡为外人所欺，尚不知富强之术。……我国欲安内攘外，亟欲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17〕显然，郑观应是建议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国弱民穷的问题。
    （4）郑观应反对政府包办商务，主张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他认为：“故欲整顿商务。必先俯顺商情，不强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不强以苦而从其所乐，而后能推行尽利。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18〕
    （5）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少有的懂得市场经济的行家，他对公司制甚为了解，向国人介绍“公司分为二等：一曰有限公司，一曰无限公司。”“近来则大半皆有限公司矣。后开之定例，系为有限公司而设，撮其大要厥有四端：一曰创立公司暨禀官注册之例，二曰利收股票资本暨与股人名分之例，三曰总理公司事务之例，四曰公司歇业之例。”〔19〕他认为：“英国颁行公司定例甚善，我国亟宣通饬仿行，以杜奸商舞弊也。”〔20〕
    从上述情况可见，郑观应可谓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重商主义者，对于重商主义，需要作一点说明：它并非只重视商业，并非像计划经济派指责的“重流通，轻生产”；而是把开拓市场特别是海外市场放在首位。郑观应是从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巨额逆差谈“商战”的。他指出：“总计彼我出入，合中国之所得尚未能敌其鸦片、洋布二宗，其他百孔千疮，数千余万金之亏耗胥归无着，何怪乎中国之日惫哉。”〔21〕他在《盛世危言》自序中全面论述了关于发展市场经济的主张；在《商战五》一文中，他更明确表达了发展工业的意见。他说：“国家欲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欲本国有通格致、精制造之人，必先设立机器、技艺、格致学院以育人材。”他主张建立机器制造业：“人但知购办机器，可得机器之用；不知能自造机器，则始得机器无穷之妙用也。宜设专厂制造机器，择现在已经用过之各机器，先行仿造；然后向外洋购置各种未经购用之机器，一一仿外洋之利，则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各种机器自能制造，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22〕这样，才有经济独立，不致受制于外洋。
    “实业救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张謇（1853～1926年），是和郑观应同时代的人物，都是积极主张发展工商业，以富民强国。如果说郑观应强调“商战”的话，那末，张謇则是中国的“重工主义”者。
    张謇长期过着应试、当幕僚的生活，年过40才考中状元（1894年）。次年甲午战争爆发，这位状元公毅然弃政从事士大夫鄙视的工商业，真是惊世骇俗之举。他鲜明地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他从筹办南通大生纱厂始，陆续兴办了数十个企业。张謇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其“实业救国”包含以下几点重要内容：
    第一，张謇认为经济才是根本，“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则在实业。若鹜其花与果之灿烂甘美而忘其本，不知花与果将何附而何自生”〔23〕。这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海陆军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的批评。他强调“因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能”；“救贫之法惟实业，致富之法亦惟实业。”〔24〕
    第二，张謇是一位坚决的重工主义者。他说：“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25〕他认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徙之利。”〔26〕“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期，民永无不困之望”〔27〕。他很重视采用新工艺、新技术，认为“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于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28〕。
    第三，张謇鼓吹“棉铁主义”，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政策。他根据光绪、宣统两朝的《海关贸易册》指出：“进口货之多，估较价格，棉纺织物曾达二万万两以外，次则钢铁，他货物无能及者。是以謇于南洋劝业会时，即发表中国现时实业需用棉铁政策之说。”〔29〕又说：“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卮，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每年输出，以棉货一项论，已二万一千余万两，铁已八千余万两，暗中剥削，较赔款尤甚。若不能设法，即不亡国，也要穷死。”〔30〕的确，三万万两白银的年进出口贸易逆差，是当时国力难以承受的。“棉铁主义”的产业政策既可以解决对外贸易逆差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切合时宜的工业化路线。正如张謇分析的：“实业不能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举全世界所有实业之名，一时并举，则须究今日如何致穷，他日如何致富之业。”〔31〕西方第一次工业化是从轻工业（以纺织工业为主）开始的；后来苏联反其道而行之，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张謇高明之处在于没有照抄照搬洋人的办法，而是实行符合国情及19世纪末世界潮流的轻重工业并举的“棉铁政策”。
    第四，张謇善于利用多年从政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力争官方支持，发展民间资本。例如，张謇同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的特殊关系，对于他投身实业、创办大生纱厂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张謇在1904年曾被清政府任命为商部头等顾问官，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但是，他跟洋务派的官僚截然不同，他一贯主张发展民间资本，并且以他为首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民族资本集团--大生资本集团。此外，以大生为核心还办了大小企业34个，涉及冶铁、机器、日用品、食品、银行、交通、服务行等，原始资本约为600万两白银。在苏北沿海各地，他还办了20个盐垦公司，估计资本为1600余万元。据日本人驹井德三在1922年调查估计，大生集团的资本总额约为3300多万元〔32〕。张謇，真不愧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实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