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前述，渡边华山真正的兰学研究是1832年被举为家老和海防挂后开始的，从这个角度讲，在关心西洋的动机上与林则徐是相同的。渡边华山明确指出：“搜索西洋诸番之事情，实今时之急务，”〔19〕“不审敌情则无以立兵备之策谋”。〔20〕渡边华山有关海防的构想集中在其《诸国建地草图》一文中，和林则徐一样，渡边华山充分认识到西方船炮的威力以及日本传统海防布局和武器的落后，并提出过海防构想图。此外，渡边华山对沙俄的扩张也表示出极大的忧虑，并认为：“鲁西亚垂涎日本最久，日本之忧患必有北陲。”〔21〕很明显二人对西洋关心的重合部分在于海防。然而，这个重合部分几乎是林则徐西学知识的全部内容，而对渡边华山来说只占其洋学成果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不太重要的一部分。华山洋学的真正价值在其引照欧洲的经验用以解决日本问题的思想和基于科学分析西洋而形成的具体的世界认识。
    高野长英在述及以渡边华山为首的蛮社形成的最初动机时曾说：“近年凶欠延绵，人心紊乱，故于洋书之中抄寻万国之国体、政务、人情、世态等。”〔22〕渡边华山通过潜心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在于“物理之精确”，而且“不惟于万物以图穷理，且于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23〕并提出西洋富强的根源是“学校之盛行”，即“其政事以养才造士为先”通过教育“成才成德后，入教院、成学师，施其所学。”〔24〕渡边华山基于对西洋尊重实学、因才适用社会原理的憧憬，将当时日本的封建等级制度比作“天下（指将军）为一大箱，诸侯为小箱，士闭其内，制活物世界于死地”〔25〕的社会棺裹。在对外问题上，他对幕府采取了同样的批判态度。1837年美国商船摩里逊号为送还日本漂流民和要求缔结通商条约驶来日本，幕府决定依照祖法予以武力驱逐。对此，渡边华山通过分析当时国际形势，提出了日本应采取的对策。他清醒地指出：“五大洲内除亚细亚外，四海大抵已成洋人领地。于亚洲之内，亦仅唐土、波斯、我邦未遭洋人之污秽”〔26〕的局面。对日本来说，“英吉利（华山误认为摩里逊号为英国商船）求之于我者，如蝇逐膻，驱之而必复来”。〔27〕针对内外形势和力量对比的现实，渡边华山认为：“古来唐土御戌之论、我邦之神风不足恃”，〔28〕并揶揄幕府的攘夷政策是“井蛙之见”，主张取消“异国船击退令”，并提出“因时变而立政法乃古今之通义”〔29〕的对处原则。这便引出了华山洋学中，通过分析西洋及内外形势而得出的“变”的主题。
    统观渡边华山有关西洋的论著，颇具冷静的分析和清晰的思想体系。他是站在历史哲学或称人类文明发达的高度来分析世界历史并把握当时世界现状的。因此，梳理出这些论述中“变”的主线可进一步理解华山洋学的历史地位。渡边华山的著作虽不那样庞大，但是简单扼要地勾画出了人类文明发达史上“变”的历程：“一地球因诸国变革而生生不已”，〔30〕“或英主忽出以至天地化育相变，又由政度酿出英杰，以至学风政事一变，实乃千变万化”。〔31〕首先是：“亚西亚四十度以南之地，自远古教化开、文物盛。……古代南方尊，北方卑，后来南方之教化次第扩至北方”，由此“北方剽悍诡黠之俗一变为强勇深智之国”，而南方“高明文华之地成疏大浮弱之风。……唯今欧罗巴诸国于海外无不到之隅，以押领四大洲诸国。”〔32〕此“实天地古今为之一变。……其间物极则衰，衰极则又盛，理势乘除无所不至。”〔33〕可见，渡边华山把上述盛衰兴亡看作是历史发展的铁则。那么十九世纪当时西洋变强的原因何在，或者说西洋是靠什么来押领四大洲的呢？对此，渡边华山精辟地指出：“西夷皆专于物理之学，故而，审度天地四方，不以一国为天下，而以天下为天下，因是，颇有广张规模之风气。”〔34〕简而言之即是“穷理精神”和“世界视野”。这就是西夷变强的原因，同时也是世界格局急剧变化的源点。由此渡边华山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他清醒地认识到：“古之夷狄为古之夷狄”，〔35〕“时势既今非古。故以古论今者。如胶拄鼓琴。”〔36〕那么在剧烈变动的世界中，日本该如何应对？对此，渡边华山主张要向西方学习以适应世界大势之剧变。他在《舌或问》中明言：“彼犀兕之革可以作铠。波斯之草可以活人。……非以备用者乎。若夫当路重任读之。有审其俗而知其变。防其微而杜其渐。……余望外之幸也。”〔37〕总之，西洋在变，世界在变，日本也必需要变。我们可以从渡边华山的洋学论著中，通过与西洋对比而描述日本社会的文脉中整理出其要求变革的一系列愿望。即，古来华夷之辩的“井蛙之见”〔38〕要变为“以天下为天下”〔39〕；“高明空虚之学”〔40〕要变为“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面对西洋向东亚的攻势，“唐山御戎之论、我邦神风之说不足恃，”因之“专于内患、不虑外患”〔41〕的海防体制也要变；“不痛不痒的世界”（指日本国内状况）〔42〕要变为“忧勤国政、内外慎密”〔43〕之局面。这正是渡边华山真正的苦心所在，如能达到上述变革，渡边华山大概就会感到“望外之幸”了。总之，他始终抱定一个“变”的信念，以至于临终前致好友“极秘永诀”的遗书中，仍念念不忘“数年之后为之一变”〔44〕。这里虽未更具体言明变什么、怎样变，但若通读上述论述，似已无须再做解释了。
    综观上述，可映照出林则徐与渡边华山研究西洋的不同特点。林则徐的西洋知识直接应用于对外交涉，是制定具体“驭夷”策略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并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可以说林则徐研究西洋还仅仅局限于直接与中国有关的知识，因此其视野还不似渡边华山那样宽阔、系统，也没能达到渡边华山那样的理论体系。对比之下渡边华山对西洋各国本质认识的水平远远超乎林则徐之上，他是从原理上认识西洋社会的。他认为“万事穷理”为西洋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观其文脉，有理由认为他是站在新旧社会的高度来看待西洋社会与东亚及日本社会的，只是没有使用“近代社会”和“传统社会”这样的概念而已。也正因如此，在渡边华山那里才出现了相连续的“变”的思想，即西洋社会变了，创出了新的社会原理，日本也要学习西洋，以变应变，从而，在理论上提出了迎接西洋挑战的总原则。然而，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在将西洋知识付诸实践的领域，是渡边华山的弱点，他虽然也曾在海防方面倾注过精力，却是无法与林则徐系统的海防活动相提并论的。正如有日本学者所述：“就其（华山）一般施政而言，几乎找不到直接将洋学知识付诸实践的证迹。”〔45〕由此，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暂且可以得出“实践的则徐”和“理论的华山”这样的认识。当然，笔者无意否定渡边华山洋学的实学性质，而且必须承认华山洋学中浓烈的危机意识正是当时日本即将走向近代变革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甚至说是不可缺少的认识环节。林则徐虽然也抱有危机意识，但是，那是从当时中国所有面临的具体危机所感受到的，而不似渡边华山那样对西洋深入研究而得到的较清晰的认识，因此，林则徐不可能从东西不同社会原理的高度来理解这种危机的深刻程度，如前所述，甚至认为只要有一只近代化的舰队即可渡过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