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为什么活动于同一时期的这两种西洋学会出现上述差异？
    首先，追溯一下两国西洋学史就会发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是至关重要的历史关节点。1720年和1723年日中两国的统治者分别发出了内容截然相反的政令。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发布“洋书缓禁”令，使洋学信息源源流入日本，包括通过荷兰商馆购入的荷兰语书籍和由中国输入的有关西学的汉文书籍。1740年德川吉宗又授命青木昆阳、野吕元丈学习荷兰语，其后，自杉田玄白翻译《解体新书》以来，洋学家学习荷兰语便成为一种传统，洋学运动在日本骤然兴起。反顾中国，明末清初有不少西方传教士将西洋书籍译成汉文，早期西学也曾一度发达，但是，因清廷与罗马教廷之间发生“礼仪之争”，康熙皇帝于1723年明令在中国禁止天主教，由此，西学在中国也随之衰落。如果说在相对和平的时代这种差异还无关紧要的话，那么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国际环境下，这种差距所带来的恶果便暴露无遗了。我们可以从渡边华山和林则徐的洋学知识来源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渡边华山的情况约略说来主要有以下几条途径。其一是利用当时传入日本的有关西洋知识的汉籍（包括汉译西书）以及日本洋学家们译述的有关洋学的书籍。关于前者，自1720年缓禁洋书以来，有关西洋知识的汉文书籍不断流入日本。而后者，即使自1774年杉田玄白翻译的《解体新书》刊行算起，至渡边华山活动的时代也已60年，这期间日本洋学家译、著的洋学书籍已逾几百种。渡边华山任家老后极力鼓动藩主继承人三宅友信修习洋学，在此期间三宅友信购入了“一室充栋”的荷兰文书籍，仅现存兵学类即有219册。〔46〕这些书籍成为渡边华山研究西洋的基本资料，仅渡边华山所著万余言的《外国事情书》直接引用的书籍计有：《职方外纪》（在华耶稣会士艾儒略所著）、《皇朝经世文编》中的〈澳门图说〉、〈外番借地互市说〉、日本洋学教育家大规玄泽编著的《环海异闻》、日本洋学有青地林宗所译《舆地志略》等十余种。〔47〕其二，延请高野长英、小关三英等一流洋学家译读所需荷兰语书籍，《华山先生略传》即云：“（渡边华山）“常招小关、高野二氏，使读地志历史之属。”其三，直接请教荷兰商馆人员以补正自己的洋学知识。渡边华山的《舌或问》即是1838年3 月访问在江户参府中的荷兰商馆长尼曼后而撰写的有关西洋情势的访谈录。
    在中国，由于西学的中衰，从皇帝到官僚以至知识层对西洋事物以及西洋所发生的变革一无所知，更可悲的是直至鸦片战争前夕“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48〕此时林则徐可资利用的西学书籍，不过明末焦勖的《火攻挈要》而已。在这种背景下，林则徐要研究西洋只得依靠自身的苦心经营，在料理政事的同时，还要利用各种机会购买、搜求西方书刊，“欲系夷情，多方购求”，〔49〕且须“辗转购得新闻纸”。〔50〕由于信息源的限制，林则徐不得不采取“凡以海洋事进者，无不纳之，所得夷书， 就地翻译”〔51〕由于信息源的限制，林则徐不得不采取“凡以海洋事进者， 无不纳之，所得夷书，就地翻译”〔51〕的做法。此外，当时国内翻译人材也是凤毛麟角。林则徐到广州时，十三行（独占对外贸易的公行）中虽有华籍通事，但他们只是略知商务知识而已，而林则徐需要的译员则要具备政治、历史、军事、科学技术等诸方面知识，而且对外国语的要求也很高，通过苦心方求，也仅得四名英语译员，〔52〕因而，不得不请西洋人协助审定译文、翻译和介绍“夷情”资料。〔53〕这些翻译人员与在具有洋学功底的基础上精通本国和外国文字的日本洋学家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当时西洋对中日两国冲击的力度是大不相同的。日本虽然面临“北方之警”沙俄的威胁和英国的进逼，但是，终究没有发展到培理叩关的阶段，渡边华山有充分的时间从理论上深入了解、研究西洋。换言之，西洋对日本的总攻击虽然已迫在眉睫，但终究还没有成为现实，渡边华山的洋学研究是出于一种强烈的预感，其使命是警世，即向日本的统治者说明世界旷古以来巨大的变动和随这一变动而即将到来的民族危机，并提出：“防其微而杜其渐”的对处原则。就是说，历史要求渡边华山以思想家的眼光来分析西洋社会进步的原因，从根本上为日本对付西洋的冲击寻求理性的出路，从而，产生了渡边华山那样的预感阶段，来自英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已然使中国陷于名副其实的深刻的民族危机，严酷的现实不容林则徐象渡边华山那样做书斋式的研究，而只能急起应战。很明显，林则徐的西洋学是以直接抵御侵略为核心而成立的，因此，其内容除为制定外交策略所需要的知识外，学习西洋先进的军事技术就被置于首要位置。
    注释：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 年，第323页。
    〔2〕〔3〕〔15〕〔16〕〔50〕杨国祯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4、174、193、186、174页。
    〔4〕林则徐：《会奏川鼻尖沙嘴迭次轰击夷船情形摺》， 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二， 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190页。
    〔5〕〔6〕〔7〕〔8〕〔10〕〔12〕〔48〕《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85年，第649、794、796、794 795、838、865、649页。
    〔9〕〔14〕陈锡祺主编：《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1、100页。
    〔11〕魏源：《海国图志》筹海总论卷八十，原叙，后叙，古微堂重印本，咸丰二年（18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