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光绪六年庚辰（1880年）中秋节前夕，正在病中的慈禧太后派遣15岁的小太监李三顺等给自己的胞妹，醇王府的七福晋送去8盒食品。按禁规太监出宫办事不得走正门，然而他们骄纵成性，竟直冲午门而去，守门的护军玉林坚决不允。于是双方发生争执。此事惊动了护军统领岳林等人，出面排解。而李三顺却蛮横地硬是闯门，玉林在拦阻中撞翻了食盒，太监即夺门而去，向首领太监刘玉祥狠告护军一状。刘听信一面之辞，到御前陈奏午门护军无理打翻了送往七王府的礼品，还打了李三顺，请求懿旨发落。
    慈禧听罢气得发抖，请慈安太后懿旨处理，决定由内务府大臣会同刑部，严审玉林等人，岳林等护军领导也一并交部议处。最后经慈禧批准：玉林、祥福著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遇赦不赦；忠和著革去护军，圈禁五年，均著枷号加责。护军统领岳林，著再交部严加议处。
    午门案发生后，一时朝野注目。大家见忠于职守的护军枉受严处，而乱闯宫门的太监却不置一罪，众皆哗然。当时陈宝琛官居右庶子，张之洞为左庶子，他们二人既分别又合疏上奏，指出午门案和上谕的不当之处。在这种情况下，终于感动了慈禧，于是由两宫重下懿旨：玉林改为杖一百流二千里，福林改为杖一百；忠和改为杖一百，圈禁二年，岳林免交部议处；太监李三顺责打三十板，首领太监刘玉祥罚去月银六个月⑨。由于处治此案的钦命懿旨已经下达，大臣们都不敢再争议，“最后得陈、张二庶子抗章论之，始得从轻改处。二庶子挽回已定之局，其力伟矣。”⑩
    中法战争时期，陈宝琛曾奉上谕充任会办南洋事宜大臣，可专折奏事。他在江宁任上，经过细致的调查，不畏权势，专折密陈主帅曾国荃所重用的干将陈湜“贪侈骄纵情形”，指出：“臣自初入江南，即闻总统水陆马步各军前山西按察司陈湜朦上陵下，险诈骄贪，……其所部各营，仅派帮办不设营官，公费薪银悉用肥己，人言籍籍，断非无征。此在无事之时，不过虚縻公帑；若以临战，岂能得其死力，敌忾同仇。至其驻军吴淞，日乘小轮船往来租界，出入妓楼，护勇后随，街灯前导，众目所见，群口交訾。所游不一地，而四马路之李迎子家，则确凿有征者也；所与游不一人，而轮船营务处之总兵吴安康则比昵最甚者也。以致字林沪报若讥若讽，播为新闻，贻笑街衢，见轻邻敌。”又说，陈湜“直视兵戎为儿戏，等纪律于弁髦，臣既派人密查属实。……而隐忍需时，不敢轻发。则以军事初起，臣在南洋所宜与曾国荃商筹之事，为日方长，若攻其所亲，干其所忌，则此后益深成见，补救更无从施然。再四思维，朝廷于东亚大局任之曾国荃，曾国荃以总统全军任之陈湜，是陈湜之功过，即系江南之安危”。他认为应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否则，“若陈湜者，才智足以济其奸，贪权适以成其骄，侈言箴不恤，物望不孚。在曾国荃不过任用姻私，失知人之明；在国家则直豢养无赖，酿玩兵之祸。”将会后患无穷。他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臣若谬托和衷，坐观成败，于曾国荃则为姑息；于皇太后、皇上则为不忠”，而“曾国荃未必谅之耳，此臣所以辗转徬徨，而卒不敢不密陈宸听者也”（11）。
    不仅如此，陈宝琛对曾国荃也早有奏言，指出：“曾国荃自奉命督防以来，初尚踊跃，一入直境，日就颓废，老病日增，志气日挫。每接见将佐或寓书亲知，自居于束手无策，战不能战，防不能防，且事权不重，时怀不平，怯懦之间，怨望之语，昌言不讳，远近流闻。见宾客则卧榻而呻，谈戎机则涕泣而道，观其愁苦龙钟之态，几若旦晚就木之人。若以为真耶，孱躯暮气岂可临戎；若以为伪耶，挟诈畏难岂非负国。”（12）
    陈宝琛对于中法战争，从越南问题一出现便十分留意，并且始终关心，其论述颇多，现缕述如下：
    首先，他指出越南对于中国西南国防的重要性。上奏说：“伏念越南之于滇、粤，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也。……特越折而入于法，则滇、粤水陆处处逼于他族，彼既定越南，挟新胜之威以与我争隙地、责逃人、廓商岸，求取无厌，衅端必作。故今日法军之捷，在越南为腹心之忧，在中国亦岂癣疥之疾哉！”（13）又说：“越南之于滇粤，犬牙交错，辅车相依。亦如朝鲜之密迩陪京，非若琉球之孤悬海外。故琉球失，可为求艾愈病之图，越南沦，则有狧穅及米之惧。”（14）并指出其严重的后果：“假如法竟有越，则琼州孤岛，垂手可取；广东各口，一苇即达。稍有瑕衅，要挟肆扰殆无已时，又连互滇粤山岗，卡溢节节可通，势必暗结汉奸，广设教堂，如取河内之故智。”（15）
    其次，他通过全面观察和思考，得出敌我力量对比的如下事实：
    一、从主客之势而论，法国军队虽号称骁悍，近来却屡遭创伤，显得外强中干，正处在“东意西英，兵连未解”的境地。我们只要“乘之以锐，持之以坚”，那么，主客的形势，孰劳孰逸，便立见分晓。法人那有可能“积月累年，倾其国以与我争此土哉！”（16）。
    二、从兵源的众寡而论，表面看来，我国兵众，而法国兵精，但“我之兵招募不穷，……彼之兵接济有限”。如果令云南、广西、广东的军队分三路同时进发，使其兵力分散，顾此失彼，我们便能以众胜寡。所以，决不可屡失事机，造成“追悔观望因循之误。……恐一日纵敌，数世之忧，后之视今更不止今之视昔也”。（17）
    三、从国力对比来看，法国的兵费数十倍于中国，它前曾筹饷900万法郎，现已用罄，虽有续筹2000万的说法，那是空话。法国之所以敢不惜孤注一掷，是基于中国未必能始终抵抗的设想，并把希望寄托于“操纵越南日后之利源也”。我们只要厚集兵力坚持抗法，“则其涸可待，难乎为继，穷而乞和，其权在我矣。”（18）
    四、从人心向背来看，“自来人心之向背，视乎国势之强弱”（19）。援越抗法是顺应民心，合乎民意的正义事业，只要能团结中、越两国人民的力量，奋起御侮，以保卫家国，胜利定是属于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