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西教”，指基督教中的天主教和新教。西教入华，遇到怎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使它们得以生存、发展或遭到抵制，这是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本文不是对这个问题作全面研究，只是就十几年来我从海外发现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献，作一些介绍和考释。
    基督教传入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但到明末耶稣会士入华，才对中国历史有较重要的意义。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天主教耶酥会士利玛窦到广州、肇庆，开始他在中国长达27年的传教活动。利玛窦儒冠儒服，称引中国古代儒家经籍，又挟当时的科学技术器物，与中国士大夫交往，传教获得相当的成功。清朝代明，汤若望等得新朝任用，继续掌管修历等事。顺、康两代，一些来华教士以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视，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廷正式谕准不禁传习天主教〔1〕，传教活动颇有开展。
    但早在利玛窦时期，天主教内部就对“礼仪问题”有争议。所谓“礼仪问题”，即是否允许教徒敬孔、祭祖以及是否可以“天”、“上帝”称呼“天主”的问题。以中国古代经籍中的“天”、“上帝”附会天主教的“天主”，并允许教徒敬孔、祭祖，这是利玛窦结交中国人、吸引中国人入教的方法。多数耶酥会士秉承利玛窦的遗规，但继利玛窦任中国耶酥会会长的龙华民（Nicolas Longbardi）却取反对态度。其他修会如多明我会、方济各会更几乎一致反对，经过几十年争执，1645年教王英诺森十世颁令否定中国礼仪，但1656年教王亚历山大七世又颁令准行中国礼仪。至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教王格勒孟十一世采取严厉禁令，以中国敬孔祭祖等为“异端”，派特使多罗（Carlo T.M.de Tournon）通聘中国，并与在华主教商议实行办法。多罗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冬到北京，起先很受礼遇。这一年五月，在宫廷给事的闵明我、徐日升、张诚等西教士奏闻“教宗钦差大臣”已抵广东，皇帝即谕知广东督抚派员伴送，又遣员到天津迎候。多罗到京后，皇帝遣大臣问候；觐见时，赐坐，皇帝亲执金樽赐酒。多罗住京期间，多次觐见，康熙帝曾追问其出使原因，多罗声称：“欲禁绝中国敬孔子与敬亡人之礼，以为异端，不准教士教民沾染”〔2〕。这使康熙帝大为不悦。陪同多罗在京的福建主教阎当（Carolus Maigrot）是一位激烈反对“异端”者，他早在1693年就发过“主教训谕”，命令本教区教徒不得供奉祖先灵位、不得参加祭孔礼仪等〔3〕。康熙帝斥责阎当“不通文理”、“妄论中国理义之是非”，以为多罗是误听阎当之言。他宣布：“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4〕；但对愿遵规矩留中国的西教士，准予领票居住传教。他几次派出西教士去教廷，传达旨意，认为，“西洋所来者甚杂”，“难以分辨是非”；派人去教廷，是为了了解教王的真意。以下这件文献《武英殿监修书官寄西洋人书》，说明了康熙帝为此所作的努力。
    《武英殿监修书官寄西洋人书》，署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九月十七日作，长方形厚棉纸，以满、汉、拉丁三种文字刊印，四周龙纹，版框高36 厘米，宽110厘米。满文居左，汉文居中，拉西文居右；拉丁文末段有16位西教士之名，最后一人是以画师著名的郎世宁。文件上部空白处有钢笔手写英文：The curious specimen of the stereotype printing of the Chinese was presented by professor Pollas in the Crimea to Edward Daniel,and by him to the University Library of Cambridge,A,D.1815.意谓：“此为中国刻印品中的一份珍贵标本，在克里米亚的鲍拉教授送给爱德华·丹尼尔，由他于1815年送给剑桥大学图书馆。”1984年我在该馆发现此文书，汉文全文如下：
    武英殿等处监修书官伊都立、王道化、赵昌等字寄与西洋来的众人：
    我等谨遵旨于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龙安国、薄贤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陆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数年，不但没有信来，所以难辨真假，又有乱来之信，因此与鄂罗斯的人，又带信去，想是到去了。必竟我等差去之人回时，事情都明白之后，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无真凭据，虽有什么书信，总信不得。因此，唯恐书信不通，写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广东巡抚院印，书不封缄，凡来的众西洋人，多发与带去。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康熙发出这件文书，意味着他尚未了解或确定多罗等人代表了教廷的政策，所以于多罗来华之次年就差龙安国（Antonius de Burros）、薄贤士（Antonius de Beauvollier）两人去教廷。多罗离北京后，到南京公开宣布了教王的禁令，于是康熙帝一面将多罗逐至澳门，一面又派艾若瑟（Joseph－Antonius Provana）、陆若瑟（不知原名）二人再去罗马。艾若瑟受到康熙帝的重视，1693年来华，历在晋、陕等省传教，1702年奉诏进京，1706年被派往罗马。康熙帝早在1700年就向西教士宣示过他对礼仪问题的看法；敬孔敬祖纯为表示爱先师、爱先人，是一种俗礼，与宗教无涉，并无宗教性质〔5〕。他还亲自向他们解释说：“中国供牌一事，并无别意，不过是想念其父母，写其名于牌上以不忘耳，原无写其灵魂在其牌上之礼。至于敬天之字，亦不是以天即为天主。”〔6〕康熙帝派出艾若瑟等后，多次表示：交艾若瑟带去的关于天主教的旨意，是他的真旨意。他希望艾若瑟传回教廷的意见，然后决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