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的互相吸纳本是可能的，但中国固有文化接纳其他外来文化，必然要经过自己的过滤和熔铸。中国文化重视人，重视实事，重视现实世界，即使各种民间宗教，也都具备世俗的功能，可以给予信徒某种可感知的利益。而基督教强调拯救灵魂，这是中国人较难理解的事。“上帝”存在于中国古代经籍中的形象。是一位主宰自然和人间祸福的人格神。它和犹太教的耶和华相似而和基督教的耶稣截然不同。上述梁发给伦敦教会的信说，来听道的人对崇敬奉事上帝，都能信从，而对耶酥赎罪、拯救灵魂，“难得人信之”。这道出了当时中国人文化和思维方式的特色。利玛窦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他举出他能吸引中国人的六条原因：对外国人和他带来的珍奇器物的好奇心，研究炼银术，学习数学等，最后才是对灵魂得救的关怀，受最后一种动机驱使的人要比其他人少得多〔23〕。而这位以拯救灵魂为事的传教士，因其曾向中国皇帝进贡自鸣钟而在后世成了中国钟表业的守护神。徐光启是明末最著名的皈依者，但他对天主教的作用仍是世俗性的理解：事天之学，可以补益王化。康熙皇帝对传教曾颇为优容，有人以为康熙对“圣教道理，非甚隔膜”，似乎有信仰之诚。其实，他对身边的耶稣会士说过：他对于彼岸世界的事没有兴趣，对所谓神灵的活动不关心；生命终结以后的事，都只是对死人而言的〔24〕。由于存在重大的文化差异，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研究18世纪在中国的传教史时，对某一神父一年之中就在山西一小镇使2699名村民接受洗礼，表示怀疑：这些村民究竟是否理解了这个与中国传统迥不相同的外来宗教〔25〕？这是十分合理的疑问。
    传教困难除了文化的原因外，在近代，政治原因更是根本性的。鸦片战争后弛禁传教与顺治、康熙时期的允许传教大不相同。顺、康时立法执法掌握于朝廷，而道光君臣却是在胁迫下同意弛禁，主客地位逐渐颠倒。不少官员对趾高气扬的外国领事、教士甚至他们保护下的教民，或心存畏惧，或强烈不满而无可如何。弛禁后，一些教士教徒兴高采烈，热烈庆祝，自以为有了靠山。早在1844年，浦东地方官为抗税闹事拘捕一些教徒，江南主教罗类思就请英国领事写信给道台，被捕者即获释放。他还曾闯进上海县衙，要知县立即释放“被指控为异教劝化的基督徙”，由于罗类思的威胁，知县被迫在大庭广众之下请求罗类思原谅。江西也有一名中国教士闯入南昌府，气势汹汹，要求放人。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等违反条约到远离上海的青浦县去活动，与粮船水手发生冲突，致教士“受有微伤”，清政府在炮舰威胁下赔款、逮捕10名水手枷号示众、撤上海道之职。为了强行索还已改为关帝庙的前天主堂，法国教士强迫上海道另拨三块地，其中一块是和尚的；和尚不同意，被责打几十板，关进了监狱。这些都是弛禁后最初两三年的事。为索取旧堂产，此后不少地方发生纠纷，官府大都委曲求全，使纠纷处理有利于教士。可以说，近代的教案，是与鸦片战争后弛禁传教同时开始的。这对于传教自然是极大的抵制力量。已有学者指出：“基督教所犯的最大错误是19世纪以来传教士倚仗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的掩护，试图打开中国传教的大门。”〔26〕所以，这种环境，应该说是西教自己造成的。
    注释：
    〔1〕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康熙朝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引据李刚已辑录《教务纪略》卷首谕旨。K.S.Latourette，AHistory of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1929，P·126。
    〔2〕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河北献县天主堂1937年排印，第335页。
    〔3〕见安田朴、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50-52页。
    〔4〕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四），1932年版。
    〔5〕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8页。
    〔6〕〔7〕《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六）、（十三）、（十四）。
    〔8〕秦家懿、孔汉思著，吴华译《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18页。
    〔9〕〔10〕《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第29-31页。
    〔11〕Latourette前引书，第158页。
    〔12〕李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6辑，第464一465页，雍正八年五月廿，二日，
    〔13〕陈垣：《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6页。
    〔14〕《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第53页。
    〔15〕庄吉发：《清世宗禁教考》，《大陆杂志》1962年第6期。
    〔16〕宋君荣：《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沈德来译，见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146页。
    〔17〕见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8年版，第256页。
    〔18〕参见Latourette前引书及《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65页。
    〔19〕见卫青心著、黄庆华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
    〔20〕《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第228页；下册，第518页。
    〔21〕谢和耐著、于硕等译《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4、209页。
    〔2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190页。
    〔23〕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81、698页。
    〔24〕〔25〕《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第75、109页。
    〔26〕《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