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广东一位教徒许有章写给在广州的美国浸会教堂的一封信，原藏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列奇孟市美国南部浸会差会部罗孝全档案中，此书写于1849年正月初四日，正月初四日似应是阴历。信中叙述了罗孝全传教和派他散书的情况和困难。原文如下：
    耶酥一千八百四十九年正月初四日
    大清国广东省圣会弟许有章恭候
    花旗贵国大圣会总理大牧师宏鉴暨列位尊先生平安，福祉多加，正可贺也。兹弟藉真神大恩典，赖耶稣大功劳，自领淑牧师沉浴礼为门生之后，兼诸友常在香港、九龙、长洲等处，帮派书传道，后在省城时，又帮地凡医生及啤时先生派书传道，毁谤恶言，难以入听。今又蒙罗牧师指教，亦帮派书传道。或往远处佛山、陈村、西南、东莞等处，或在近处城厢内外，船中岸上，西关、东门、麻疯院、老人院、河南、海幢寺等各处，或同周先生去派书，或同罗先生去传道。怒骂者固有之，掷石者亦有之，东奔西逐，历尽艰辛。日中派圣书、传真道，夜间寻凭据、作文章，昼夜辛勤，甘受苦难，岂敢谓劳。溯我自为门生，至今五载，坚守本分，毫不非为。蒙列尊每月赐工金糊口，本该捐资成美，无奈家无担石，盖我见道之不行，心之忧矣。惟我粤东之人愚昧未晓真理，兼及心硬，少信福音。今得罗先生常出此好方法，觉道颇有渐渐流行。《圣经》有云，稼稿广大，惟工人少，正望贵国多来先生广传，后来必然方得多信。又望圣神风感化，开人茅塞，愿得个个回心向道，立即悔罪，不拜菩萨，不作恶事，独拜真神，信服耶酥，免落地狱之苦，得上天堂之乐，心正所愿焉。
    上
    大传教会书吏鉴
    会弟许有意字顿
    稍后于许有章，一名中国宣教师梁发在1853年初写给伦敦教会的墨书正楷信更值得重视。梁发所著《劝世良言》对洪秀全有重大影响，他本人则是虔诚的教徒。这封信收藏于伦敦英国图书馆东方部，其中历述1845年以后他在广州传道的情形和他同西方教士的关系，特别是所述传教的困难，民众的抵拒等情形，对研究基督教在华历史极富价值。现节录函中的后部分内容如下：
    余自救主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七月与基先生（按即基力司匹W.Gillespie）在广东省城南门外新沙地方租赁一屋，宣讲福音，劝教省城众人，始初三四个月都安乐太平……后因邻舍街坊众人思疑想错我们宣讲福音之道理，系英国使人来中国宣讲之道理，要买服中国人之心，想图谋中国之皇位。是以邻舍街坊众人遂生异议，即聚集多人，闯入我们租赁之屋，打烂桌椅，偷窃物件，数日如此。屋主又催迫我们搬迁。缘此……基先生回香港安歇，余则回本屋居住。
    至本年（按指1845年）泰西十二月二十九日礼拜，余则往伯驾（按即P.Parker）医馆宣讲福音……三年半有奇，听福音者虽有五千余人之多，但复回再问福音奥妙之意者，两三人而已；信从福音领洗礼者，竟无一人。
    又至救世主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四月，遇着合信（B.Hobson）先生来广东省城靖海门寓居，乃与余商量，欲租赁一屋做医馆，医病人，兼传福音……每遇医病人之日，合信先生必要余先宣讲福音与病人听之，然后看病发药给有病之人。现在各男女来听福音者，虽似有心爱听之，但听过之后，无心思想，故此未知福音救灵魂之蕴意。讲论独要崇敬奉事上帝，多人信从；若讲耶稣代赎罪救灵魂，难得人信之。是以复回来再问福音奥妙之义者仅有十余人，信道领洗礼亦五人而已。时至1861年，两名黄姓教徒给在中国传教、时已回英国的三位传教士洛魏林（W.Lockhart）、伟烈亚力（A.Wylie）、韦廉臣（A.Williamson）写信。给洛魏林的信说，“医院中日下就医人数甚多，惟信救主者不过敌人而已”。给伟烈亚力的信说，“晨下医院内来就医者甚多……圣道虽日日宣讲，而信从者究无多人”。给韦廉臣的信说，“医院中听道者日有二百人，信从耶稣至今只有数人”。这几封信都存于英国图书馆东方部。
    这几份文献谈到的传教困难、信教者少的情况，具有很深刻的原因。在中国，基督教是外来宗教，传教士为了劝化中国人皈依于它，必然与中国的既有文化发生激烈冲撞。中国儒学的奠基者孔子和基督教圣人耶稣的思想教义很不相同，孔子的视野虽有宗教色彩，但其中心是人；耶稣的视野虽有人的色彩，但其中心是神。中国虽有各种民间宗教或民间信仰，包括中国比了的外来宗教如佛教，但它们可以互相渗透、兼容。而基督教则不同。基督教的神学家认为，其他民族的宗教都是独有的、错误的，只有得之于上帝启示的真正的基督的宗教，才是普遍的、正确的，因而与其他宗教不能并存，并且把影响他们传教的中国儒学圣贤视为大敌〔21〕。利玛窦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种谬误态度，因而取得过一定的成功；18世纪教廷对礼仪问题的政策则引发了矛盾的尖锐化。19世纪，西方以大炮迫使清廷开放教禁，但文化上的冲突并不因此而消失，无论新旧教，在战后开始阶段进展者不大。以新教来说，鸦片战争后在沿海传教近20年，只有教徒1000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内地，教士可合法深入全国各地传教，但至70年代初，教徒仍不满万人。这使传教团体不得不改变传教方法和观念，从70年代以后逐渐强调儒教、耶教都重视五伦、五常，耶教的十诫与儒教的君子三诫也相契合，提出基督教可以与儒教结合〔22〕。这是在新的情况下回到了利玛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