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罗马教宗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又发表一份更为严厉的通谕，要求在华传教士宣誓遵守“禁条”。在华教士向皇帝谈及此事。康熙急于求证，于是命人刊刻上述这件以满、汉、拉丁文写的书信，寻访派出的诸教士。当时交通、通讯不便，龙、薄、卢三人其实早在途中或到欧洲后亡故。艾若瑟负有驳斥多罗的任务，虽到了罗马，却一度被教廷拘禁，又由于体弱等原因，滞留多年，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返华途中船行至好望角病故。遗体运到广州，康熙帝派大臣去治丧，葬于广州城外瑶台乡。这一年，教宗派来特使嘉乐（Carolus Mezzabarba），企图缓和局势，但仍坚持“禁条”，并规定不许以“天”、“上帝”称天主，不许祭孔、祭祖，不许入祠堂、在坟上行礼，不许在家留祖宗牌位，教徒之有功名或官职者，不许入孔庙行礼等等。还不许教堂悬挂写有“敬天”字样的匾，如已悬挂，必须取下。禁条的后一款，简直是直接指斥康熙帝：康熙帝曾亲书“敬天”二字之匾悬挂于京师天主堂。康熙帝看到此“禁条”后十分生气，批示西洋人不配谈中国的道理，并传谕嘉乐：“尔教王条约（按指禁条）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又传谕：“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西洋人依尔教王条约自行修道，不许传教。”〔7〕由此开始了天主教在华传教不合法的年代。
    从上述文书及有关的事实可以看出，康熙对禁教问题的态度十分慎重，而禁教之举是由教会内部对礼仪问题的争执和坚持所引发的，教廷的政策导致了康熙的禁教决定。一些西方史学家和神学家认为，教廷做出了影响深远的错误决定，“它给基督教在中国的存亡带来灾难性的后果”〔8〕。
    上述文书由伊都立、王道化、赵昌等出面寄出，但实际撰稿人却是康熙帝自己。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故宫懋勤殿发现了康熙给西教士的一些文书，多为朱写或墨书朱改，后编为《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一书，其中之一即这件满、汉、拉丁三种文字刊印信的汉文底稿。底稿有朱笔删改十余处，但教士名、年月则俱空白或未写，因而索解不易。陈垣先生为上述影印本各篇写有“叙录”，他的考证对阅读这些文书很有帮助，惟推断该件底稿作于康熙五十六年，则微有不确。“武英殿修书处”系内务府机构，伊都立等人当时都在养心殿、武英殿等处给事，“管制造、带西洋人事”。文书中有“用广东巡抚院印”语，但我所见剑桥藏件并未铃印。此件是印本，据梵蒂冈所藏当年两广总督文书，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内，奉旨兼武英殿监修书官伊都立等红字票一百五十张，散给各天主堂居住之西洋人，并外国洋舡内体面商人，俱给带往西洋去，催取回信”〔9〕。“红字票”，应指批红的文书，即经过宫内朱批的文书。150份文书何能每份批红？所以我以为散发给西洋人的“红字票”，就是上述这件武英殿致西洋人书，它的底稿经皇帝朱笔删改，因而虽已是印刷品，仍被称为“红字票”。但这件经印刷的“红字票”，今似罕见，除我所见的剑桥藏件外，仅知方豪先生述及阎宗临先生的报道，在梵蒂冈传信部亦藏有一件〔10〕。
    康熙帝末年虽禁止天主教，但态度仍较温和，所以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他去世那一年，中国15个省份中还存在131个教堂〔11〕。雍正帝继位，禁教政策趋向严厉。自雍正元年十二月起，除京师教堂教士未加取缔外，命各地西教士陆续迁移，安置澳门，逐步遣送回国。雍正七年各省督抚遵雍正谕旨札饬各府州县密查，将天主堂改为育婴堂、义学、庙产等。杭州的天主堂改为天后宫，因浙江总督李卫撰写碑记，更是其中之著名者。
    杭州天主堂系康熙三十八年所造。这一年康熙帝南巡杭州，法国教士德玛诺（Rom.Hinderer）接驾，利用康熙帝的赏银在北门大街建天主堂一座。德玛诺曾参加康熙年间测绘全国地图的工作。雍正初元开始遣送教士，因其时的浙江总督满保向他要得浙江沿海详图一幅，得以拖延未被遣送。雍正六年李卫任总督。八年，德玛诺被遣送到澳门，该天主堂被改为天后宫。李卫是雍正的亲信，奉雍正帝旨意查禁各民间杂教及天主教不遗余力。他为此事特向皇帝报告，首先说：康熙帝虽曾赏赐德玛诺银两，但天主堂并非奉敕建造；德玛诺以此为借口，致迟未拆改。继又说：“臣查西洋人原系异域外教，无知愚民多有贪伊厚利，暗地入其教中，并及驻防旗下亦染此风，甚有关系。”这透露出天主教之影响。关于将天主堂改为天后宫之理由，李卫奏称：
    伏思海洋之中，惟天后最显灵应。即外夷西洋各种之人无不敬畏。本朝原奉敕封褒祟，凡近海之处，俱有大庙，商民往来祈福……臣意将天主堂改为天后宫字样，诸凡合适，不用更造，只须装塑神像，择德行羽流供奉香火，并不露曾经奏请改正之处，则祀典既清而异端亦得靖其萌蘖矣。
    雍正帝得奏，朱批“甚好”〔12〕。于是，杭州的天主堂便成为天后宫李卫为此题写了长篇碑记。这被认为是天主教在华历史上遭逢“教难”的一个标志。
    雍正严厉禁教的原因，有以为与宗室苏努一家信教并和葡萄牙传教士穆经远（Joannes Mourao）一起参与宫廷内部夺嫡斗争有关，所以雍正为帝以后对他们、对天主教厉行报复镇压。陈垣先生认为，苏努父子之被谴，与奉教无关，“谓雍正因恶苏努父子而并恶天主教可也，谓雍正因恶天主教而并恶苏努父子，则倒果为因，绝非史实矣。”〔13〕方豪先生则认为两者兼而有之，交互为用，无所谓因果关系〔14〕。其实，雍正之严厉禁教，不只是感情好恶问题，而有更深的动机。雍正禁教是禁止一切邪教，包括白莲教的各支派，也包括天主教。其禁白莲教等邪教的上谕，指斥它们“诳惑愚民，潜结党类”，“踪迹诡秘”，“阴相煽诱”，如果“苟且姑容”，将“滋蔓难图”〔15〕。可见其禁邪教之目的，在于消除其统治和安全之隐患。雍正认为，天主教也有同类问题。雍正二年、四年（1725、1727年），教廷及葡萄牙使节先后来华，请求弛禁教之令，雍正俱未同意。1727年7月他召见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宋君荣（Antoine Gaubil）等十余名在京西教士，宣示他不会允许传播天主教义〔16〕。约在此稍前，雍正帝召见巴多明、冯秉正（Joseph de Mailla）和费隐（XavierFridelli）三位在京司铎，告诫说：
    尔等欲我中国人民尽为教友，此为尔教之要求，朕亦知之。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为尔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友惟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