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段话可见雍正担心教徒受传教士支配，如有外国入侵，会是内应外敌的力量。
    李卫在拆改天主堂为天后宫时建碑题记。浙江方志录有该碑记原文，但原碑已毁；1867年12月《皇家亚细亚协会北华分会杂志》新系列第4号（Journal of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New Series No.IV，Dec.1867）曾影印原碑拓片。碑记批判天主教义有五大谬。对前三谬的批判，其言曰：
    教称天主，是风雨露雷阴阳寒暑彼皆得而主持之也。不知未有天主之前将竟无有阴阳寒暑风雨露雷乎？抑别有主持之者俟天主出而授之柄乎？此其谬一也。人其教者必先将本人祖宗父母神牌送与毁弃，以示归教之诚。不知天主生于空桑乎？抑亦由祖宗父母而生也？彼纵生于空桑，亦不得率天下之人而尽弃其水源木本之谊，况人之所以敬天奉天者，以天实能生人生物耳；今以生我之父母祖宗而弃绝之，不知尚何取于生人生物之天而敬之奉之？此其谬二也。弃绝父母祖宗者，欲专其敬于天主也。然闻西洋之俗亦有君臣，有兄弟朋友，且生生而不绝，则何不尽举而废之，而所以事天主者尤专且笃，而独父母祖宗弃若敝屣？此其谬三也。
    李卫又批评西洋以一技一能或奇技淫巧为中介而来华传教，指为第四第五谬。
    可以看出，李卫对天主教的批判，仍有礼仪问题争执的遗意。
    更重要的是，李卫在碑记中着重申讨其“居心之险”，认为教义之谬“虽足为人心风俗之害，弊止及于惑其教之人，其罪犹小”：
    至其居心之险，则尤有大不可问者。西洋去中国数千万里而遥，非经岁不得达。又有大海风涛之险，去故乡，离妻子，跋涉而来，以人情论，必有所利而为之。携带土物，造作器用，诳中国之金钱，诚不可数计。然吾闻人其教者必有所资给，人有定数，岁有定额。劳心焦思取中国之财，仍给之中国地方之人，图利者恐不若是之拙也。或云每年红毛船到，必广载其国中之银钱以济此在中国行教之人。或又云彼来国者，皆善黄白之术，以彼国之金而用之中国，且以此数人之行教，而国中居守之人肯倾其赀以佐之用，所图者非利也。彼既以天主之教教人，而复借黄白之术以收拾人心，则以幻术愚人，以货财结人，其所设心殆有在矣。或又为之说曰：彼其志欲行教耳。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何难去故乡离妻子，蹈不测之大海以博后世之名？夫好名之人诚有舍其身以徇人者，然一人好名，何为而国中之人亦皆好名而倾赀以佐之也？且络绎而来，其居天主堂者所在而有，是何好名者之多也？呜呼！此盖非无所为而为之者。一见其技于噶尔巴矣，再见其技于吕宋矣，又几肆其技于日本矣。为行教计耶？抑不止为行教计耶？
    这同样是从天主教意在危害、颠覆朝廷而立言，可以说是对雍正谕西洋三司铎旨意的发挥。
    李卫还指陈天主教士所挟仪器、日表、自鸣钟等器物，“亦中国之所素有”，不足为奇。18世纪二三十年代雍正、李卫的这些看法，为中国一部分士大夫所沿袭。19世纪中国一些人反对外国传教，其说词与雍正、李卫如出一辙。所以李卫这篇碑记，不仅是传教史上的重要文献，而且在文化史、思想史上都有其研究价值。
    雍正及乾隆、嘉庆几代，西教士之有天文、历法、测量、绘画等技艺者，仍多在朝廷供职，因而京师的宗教活动仍正常进行，但在全国传教则被严禁，历代都有一些教士教友因犯禁令而受到严厉惩处。然而，传教活动并未消灭。雍正五年，一名西教士从北京报道，这一年教会管理的教徒仍有4000人以上；3名中国神父、6名欧洲神父、1名主教照料着山西、陕西、湖广和四川的教徒，神父们常秘密旅行去访问会众。乾隆时，在湖广传教的西教士有10名，教徒约8000人；在云、贵、川三省，乾隆五十一年有469名成年人入教，乾隆六十年有1401人〔18〕。西教士也屡有从境外潜入中国者。这自然是由于当时法网之疏阔，统治之腐败。尽管天主教活动局部有些成果，但总的说来，到19世纪初，教士教徒团体已大为衰落。
    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改变对传教的政策，西教在华的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此以前，进入中国的是天主教，基本上没有耶稣教即新教。奉行新教为主的英国，在议和时着重要求商业上的利益，跟踪而进的法国，则胁迫清政府改变禁教政策。
    法国在拿破仑时代占领过罗马，囚禁过教王，停止了海外传教活动。而拿破仑失败后，教廷恢复了活力，法国也开始重振传教事业，并竭力拆除从16世纪起葡萄牙就享有的“保教权”，以传播天主教的保护人自居。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后，美国与中国的《望厦条约》就有了准许美国人在通商口岸建立礼拜堂的条文。随后，1844年10月24日法国全权代表拉萼尼与清朝钦差大臣耆英签订《黄埔条约》，获取了同英、美一样的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等权利，并在条约中规定法国人可在通商口岸建造礼拜堂、创办学校及从事其他文化活动。不仅如此，法国代表拉萼尼还要求清政府改变禁教政策，由皇帝下旨解除教禁，宣布习教无罪。在法国人的恫吓欺诈下，道光帝在二十四年十一月批准耆英拟的弛禁节略。法国人继而要求发还康熙朝所建至今尚存的天主堂，并将谕旨张榜晓谕。清廷也不得不在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一一同意。耆英亦自觉此事重大，对法国人说：“这是一次比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人还难做到的让步，因为这是一次更改国法民俗的让步。”〔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