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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奏折制的广泛推广。臣僚向皇帝密疏言事，并不是清朝的发明，至晚在明朝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就出现了所谓的文渊阁银印，它赋予亲信重臣以密疏言事，章疏直达御前的特殊权力，即文渊阁印“自宣德中特赐，凡机密文字铃封进呈，至御前开拆” 〔62〕，“上有密旨，则用御前之宝封示，下有章疏，则用文渊阁印封进，直至御前开拆” 〔63〕。降至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这一制度仍被遵行。像当时嘉靖皇帝出巡时，特令留守京师的大学士：“宫中消息当密疏奏闻” 〔64〕。银印密疏权在当时被明朝官僚视为一种值得炫耀的莫大荣誉。如大学士夏言得罪时，曾苦苦哀求皇帝“免追银章手敕，为子孙百世荣，词甚哀” 〔65〕。清朝奏折制和明代的密疏制在形式上是极为相似的（均系密疏言事，直达御前），至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承继关系，现在已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至晚在顺治时，奏折就已经出现，而且“奏折”一词也开始见于时人的文书记录。如：顺治皇帝在十三年六月曾专门为进本一事颁发上谕，规定：“向来科道及在京满汉各官奏折俱先送内院，今后悉照部例，径诣宫门陈奏。”〔66〕王熙在《自订年谱》中追述顺治去世情景时曾有这样一段话：“是日（十八年正月初三），奉天语面谕者关系重大，并前此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封奏折，俱不敢载。”〔67〕这一材料反映出，奏折在顺治时不但存在，而且具有高度机密性。康熙和雍正时期，奏折制在清朝政治中的使用日渐广泛，进而成为强化皇权的重要工具，其政治影响也远远大于明代的银印密疏制（从有关材料看，明代银印密疏的使用只限于少数亲信重臣，对强化皇权意义不大）。康熙说：“天下大矣，朕一人闻见岂能周知，若不令密奏，何由洞悉？”要求臣下“若不可用露章者，应当密奏。”〔68〕雍正继位以后，为了加强对臣僚的控制，将奏折人范围空前扩大，不但督抚藩臬等高级官僚能密折言事，而且许多微末官员如知府、游击等也可以通过奏折密报地方情形。如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雍正密谕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倘有应奏事情，从巡抚处具折奏闻，遇有万不得已之事，你难道没有子侄么？没有家人么？竟具折奏闻，你看那有折子到朕门上，谁敢拦阻？”〔69〕奏折人范围的扩大，意味着皇帝耳目增加，信息渠道增多，对下情了解更细，且更准确，从而改变了过去皇帝仅靠少数官僚机构获取政治情报的传统，而奏折人因担心皇帝“另有访问打听”，也不敢谎报政情〔70〕。大小臣工惧于同僚告密，凡事谨小慎微，争相表示：“（臣）所瞻依依赖者，惟知有皇上，不知其他” 〔71〕，皇帝对臣僚的控制前所未有地加强。故清代，大凡对极端君主专制心怀不满者，往往对奏折制大加抨击，像雍乾时期著名骨鲠之臣谢济世就公开提出密奏不可有，他说：“自后世有密奏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建议“自今除军机外，皆用露章，不许密奏”，这一激忿之辞从反面反映出奏折制在皇权强化过程中的特殊作用〔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