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严复在《原富》一书的按语中，发表了许多如何建设现代化中国的重要意见，本文姑且称之为富国策，并择要述评如下。
    （一）发展经济可从商业下手，先抓对外贸易。
    严复认为清末的经济状况十分落后。农业方面，有许多荒地未开垦；工业方面，几乎没有近代化的大企业；商业方面，中外贸易被外商所垄断。所谓“三业之困，求之中国几于无地无之”。①那么该怎样改变这种状况呢？严复主张从商业下手，先抓对外贸易：
    “窃谓补救之施，在农工难而在商易。国家于东西各国既遣使臣各居其国矣，及其闲暇，访求其国所可销售之华货，数年之后，自置轮舟，运销各国。母财（资本）诚少，不妨先为其微者，俟其利可恃，而后徐扩充之。”②
    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在突出商业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工业。他写道：“中国生货（原料）甚多，而工场皆在外国，民业不进，殆亦由此。”③这里所谓“工场皆在外国”，其实是嘲讽的口气。那意思说，由于中国的近代化大工业几乎等于零，所以原料虽多却没有用武之地，只好廉价卖给外国人，在外国工厂里制成熟货（工业品），其中一部分又以高价返销给中国。就在这一出一进的过程中，中国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失。由此可见，严复内心迫切希望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以便从根本上扭转“出生进熟”的状况。
    毋庸置疑，上述言论实际探讨的是经济发展的策略问题。由于清末中国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因此不可能百业并举；又由于商业赢利比较快，且能刺激生产，满足人民生活所需，这样，在短时间内便可繁荣市场，搞活经济，因此从商业下手是非常明智的。但是“搞活”不等于“变富”，真正的“变富”要靠工农业生产，因此在发展商业的同时又必须狠抓生产。大体上说，抓商业好比“治标”，抓生产好比“治本”。现在严复在强调商业的同时已经考虑到了工业的发展，体现了“急则治标”和“标本兼治”两大原则，因此说他的经济发展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二）交通便利是商品流通的先决条件，要想繁荣商业，就必须以铁路建设为突破口。
    “窃谓中土今日变局，将以铁轨通达为之大因。铁轨所经既定之后，农、工、商三业循轨绕驿而兴，不及十稔，而天下之都会形势重轻，遍地异矣。”④
    他指责那些闭眼不看事实的封建顽固派：“曩关内外铁轨未兴时，士庶知与不知，皆言铁轨行则小民业舟车者绝食……然自道通以来，舟车数增倍蓰，事效反与所期如此。而至今谈国计者，尚谓矿路诸政无益国计，有害民生。理之艰明，岂口舌所能争者哉！”⑤
    他认为铁路将为人员流动提供方便，因而能帮助人民打开眼界，改变思想认识：“至于道通而民之动者日众，耳目所蠲日以殊前，其智虑云为不得不从之而亦变，此不待甚智之士而后能决也。”⑥
    进而言之，在民智提高以后，人民自然就会有变法的要求：“铁轨既不能不开，则变法之事不期自至。……天不为不裘者不寒，地不为不舟者不水……法之变不变，岂吾人之所能为哉！”⑦
    平心而论，洋务派早已论述过铁路建设的重要性，也早已批判过顽固派反对铁路的荒谬借口，所以说严复见解的精彩之处，不在于指出铁路对农、工、商三业的促进作用，而在于指出以下三点：（A）铁路将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B）铁路可以在无形中开民智；（C）铁路将间接推动变法。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上引按语的最后一句，那意思是说，在民智随着铁路建设而提高以后，要不要变法和如何变法的问题，就将由人民来决定，而不是由少数人来提倡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变法运动将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封建统治者再想把它镇压下去，那就根本办不到了。
    （三）近代化社会不仅需要快速便利的商品流通和人员流动，而且需要快速便利的信息传递。
    严复提倡新式邮政：“邮政无论何国行之皆有大利。……国家之利在于邮传之日盛，羡余之日优，而齐民之利在书札之棣通，音问之灵捷。是其合者也。然亦有微异焉。国家常恐邮资轻减，谓减则妨于财赋，而民则谓邮政之设，当以便民为要义，且书札交通事关民智，故邮资可减则当减，且资减邮多，国家亦未尝失也。是其异者也。为之折中其说，则民议优矣。”⑧
    这里严复准确地指出了新式邮政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和人民从不同角度出发，产生了办好邮政的共同愿望。国家为赢利，人民为传递信息，双方都愿意把邮政办好，这就是该项事业兴旺发达的保证。然而双方的关系还有另一面，在邮资问题上，国家要多收，人民想少交，最后只能在兼顾双方利益的基础上，确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适量”。在这个问题上，严复赞成人民的意见（低邮资），并且认为国家只能用薄利多邮的办法来避免损失，这表明他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上。